《聊斋志异》中有一则故事：某穷书生，夜有天女来就，遂相与绸缪。事毕，天女从容语日：君前世乃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妾前世乃甄夫人。只因当初太子曹丕宴请七子，酒酣耳热，命我出见。别人都惶恐拜伏，只有你拾头看我，以致曹操闻讯震怒，加罪于你。是以你我前世有着一丝纠缠，故于今世相偿孽缘耳。
建安二十二年之时，刘桢恐怕不会想到千年后自己的风流罪过居然还有如此一段香艳结局。但他恐怕更想不到与此同时一只无形的魔爪正向他袭来。是时，刘桢正作为丞相僚属而随大军开向东吴。本来，即使战局再为激烈，他和与他同行的建安七子另四人王粲、陈琳、徐幹、应场这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也不必亲蹈战阵。
但这次袭击他们的并非东吴的军队，而是瘟疫。尽管七子的诗歌中也常有白马青锋之类壮怀激烈的形象。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身体还是太过脆弱。建安七子之中除列名其内实际与曹氏相疏离的孔融死于建安十三年，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之外，剩下的五个都被这场大瘟疫席卷至内，竟然一个也没能活下来。曹操希望带上这些文学之士以壮声色，结果导致文学界的巨大损失。
王朝的传统道德认为，诗词歌赋寻章摘句乃是小道，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真正的大道。因此纯粹文人在汉朝地位并不甚高。虽然其中的佼佼者如司马相如，王粲、陈琳均能得与天下君主或丞相共相酬酢，然而政治上并不会得到相应的地位。
当时的人才选拔方式通过荐举和征辟。荐举又包括举孝廉和秀才等等。此时尚无科举。秀才即优秀人才之意，地位很高，其上并无举人进士。所以三国演义开首写张角是个“不第”秀才是错误的。从秀才和孝廉的名称即可看出本朝选拔尚以道德人品为首，学问虽也重要，但是并没有要求撰有专著或者英语水平六级。
朝廷大员们所重视的是从经典中汲取经事志略之道，而经典本身往往成为斗智或调侃的载体。虽然也有博学或者明经之类的征辟，但通过此类方式选拔的人才通常在仕途上不被看好，朝廷只会礼节性地给予虚荣安慰。被征辟者基本已是天下知名学者，当然不至于因为这一点虚荣而丧失学问尊严，所以大多也以谦辞拒绝。
到魏朝正始年间，据记载，朝堂公卿以下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是相从饱食而退。情况并不见得真的这么糟糕。至少在贵族子弟之中，从小的教育还是相当可观。钟会曾经回忆过他十五岁以前所受教育：“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
其所学典籍包罗经史，足令而今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汗颜。这些典籍当然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融会贯通，要做到的只能首先死记硬背，而后再用一生时间融合各家注疏和自己的聪明才智慢慢揣摩。一个循如此轨迹走过来的贵族子弟不至于“手不能操笔”。正始年间的尴尬局面与其说不会写毋宁说不想写。因为文辞佳美对升迁和官声并无助益。
贫家则稍为困难，要成为博学之士不但需要毅力才智而且需要机缘。因为书籍难得。汉朝虽然已经发明了纸张，但仍在探索期间。此时文字的主要载体还是绢帛和竹片，以至于藏书常常作为一种重要财产在文化界流动。著名的大儒蔡邕就将自己的数车藏书转送与王粲。吉茂有亲属参与谋叛而受牵连，在朝廷拿问他时他还以为自己的藏书惹了麻烦。
因此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虽然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但论其本质当时不过是曹操政治集团的文学附庸，并非不可或缺，最多在征询前朝典章制度或者玉佩的形状时可以当作活动书橱。本朝既然推崇从经典中汲取经事志略之道，则即使同为杰出文学家，曹操和曹植却比曹丕在民间受欢迎得多。
诗以明志，他们的诗一则沉郁雄泽一则飞扬灵秀，均有英雄气象。相比之下曹丕的阴柔温婉风格则被认为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其实曹丕在文学史上也有多般建树。而且是七言诗的发明者。但这些纯文学范畴的成绩往往却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曹丕虽然形象略为模糊，终究还是我手写我口，而七子的后六子有时则不得不为曹操和他的军队写一些颂扬的诗词。
在这些诗词里朝廷的辉光煊赫九州，威势镇压四海。这些诗篇虽然也有着瑰丽的文辞和夸张的浪漫，但论其可采之处均不如曹操平淡的十个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孔融是七子中的异类。实则他和另六子并没有同盟或者互相呼应的关系。只是当曹丕追溯本朝诸多文士之时不得不将其排在首位而已。
倘若说王朝末年的各位文学家里，七子之后六子是纯粹文学家，三曹则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而孔融是文学家兼政治家。孔融凭借家族声望和本人才名在仕途初期一帆风顺，曾经主政北海。然而文学的浪漫并不足以抹杀现实的残酷。他和他的治下频频遭到饥饿的黄巾军的洗劫。文学家孔融对此毫无办法。这也导致他的政治失败。
虽然如此，他的文人气质仍然使他在归附朝廷之后还敢于讥嘲曹操甚至指摘朝政。他的学问虽然在解决黄巾军问题上束手无策，但在引经据典批驳政敌时则所向无敌，一度令曹操也不得不默然。
祢衡在这条路上比孔融走得更远，更彻底和更肆无忌惮，所以死得更快。先时，祢衡一张嘴几乎把本朝所有要员贬得一无是处，并且顽固地不肯收回。仅仅是出于对声名的考虑曹操才没有立即诛杀他而假手旁人将他杀死。但由此也揭示出一条真理。即文人和政治家虽然从典籍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学问，但却可收获一样的声名。
对不知内情的人来说，一个声名远播异国的人当然值得崇敬。至于声名因何远播？是因其文采华章还是将一那一县治理得路不拾遗那是另外的问题。所以祢衡虽然狂悖，但倘若曹操轻易诛杀他便会得到嫉贤害才的恶名。按照千金买马骨的理论，对难以容忍的事物显示出宽宏大量才是贤主明君的气象。
因此通过苦读来逐渐博得声名以期被朝廷注意录用变成某些学子的曲线做官之路。作为高级学府，本朝已有太学。吸纳来自全国的学有所长的士子们以为他日朝廷之预备。太学的宗旨和规矩则被刻在石上摆在太学门边。
这些预备役官员在汉朝中后叶是朝野上下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一度成为全国思想倾向的风向标，以至于宦官力量为了对抗它而特地组建鸿都门学。太学和鸿都门学的学术分歧即他们政治分歧的反映：太学首重儒家经典，而鸿都门学则偏于书画等传统认为的小道。
走这条路出身的小官吏们视文字为其晋身媒介，所以不会轻易放弃或懈怠。以此为起点，他的下一代就可能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开始仕途而不再像父亲一样以苦读出身。如此代代累积，理想的话数代后便可正式跻身官僚集团。而到那时学问的重要性就逐渐退却。
如钟会既是本朝重臣钟繇之子，他对经典是否熟娴既不会影响到朝廷对他的录用，也不会对他日后统军征蜀有何推动。但建安六子们倘若不以文字为业则别无所长。
结语对文学的这种理解此后还将继续下去，并且只是在最近一百年内才得到全新的理解。因为文字和仕途终于几乎完全撇清了关系。之前，许多名噪一时的大文学家同时也是各朝重要政治家。唐宋人八大家中就没有一个专业文人。即使是最以豁达扬名的苏东坡也在朝廷对他的呵斥下东奔西走而从不放弃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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