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是西晋初年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阮籍等人结为挚友。他官运亨通，位至三公，封为伯爵。不仅得善终，而且备极哀荣，皇帝诏赐各种祭祀礼品，并被策赠为司徒，赐蜜印紫绶。众所周知，西晋初年，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互相猜忌，争权夺利，杀声四起，朝廷处于刀光剑影之中。许多达官贵人被动卷入了这场朝廷内斗，甚至丢掉了生命。但山涛却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中安然无事，不仅平步青云，而且高寿而终，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山涛为何能在惊涛骇浪中稳坐钓鱼台，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当然是因其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山涛为官公忠体国，为人公正无私。司马师病逝后，其弟司马昭接任大将军。司马昭很敬重哥哥司马师，便把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哥哥司马师，并想立司马攸为太子。他问时任尚书仆射裴秀：大将军（他哥哥司马师）未能成就大业就已去世，我只是接着做他的事而已。所以我想立他的嗣子司马攸为太子，这样好将功劳归结于哥哥，请问这种安排是否可行？裴秀认为不可。彼时山涛虽官位不高，但因在民间很有声望，所以司马昭又问山涛对此事的看法。山涛说：“废长立少，违礼不详。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在古代，立太子是关系到朝廷稳定、国家安危的大事。嫡长子继承制是保证皇位平稳过渡的世代相传的祖制，任何违背这一祖制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司马昭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敢径直从事，而要征询重臣的意见。山涛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不顾个人利益得失，秉公直言，阻止了可能的悲剧发生，显示出了一个正直大臣的高贵品质。而后，“太子亲拜谢涛”，山涛也由此赢得了太子（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尊敬与感激，从而开启了后面几十年君臣相亲相融的美好局面。
因为保护裴秀，山涛得罪了权臣，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冀州刺史。但他毫无怨言，也不自暴自弃，到任后即“甄拔隐屈，搜访贤才”——将那些理没于草莽的贤能之士请出来——一下子任用三十余人。这些人个个都德才兼备，显名当世。从此，冀州这个原本风俗浇薄、不愿成人之美的地方，变成了“人怀慕尚”的地方，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二，山涛淡泊功名富贵。山涛早孤，家境贫寒，但很有志气，卓尔不群。他性好老庄之道，崇尚谦退，为人低调，不追名求利，也不攀龙附凤。他与司马氏集团沾亲带故，其从姑妈山氏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母亲，但他并不因此而巴结权贵，所以司马昭给他写信时称赞他“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他四十岁时才开始担任郡的主簿、功曹，出道很迟，可见他并不热心仕进。但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奇怪，越不求仕进者，反而官运通达；越醉心功名仕途者，反而官运阻滞。山涛就是如此。司马昭掌权时山涛已封子爵，司马炎受禅登位后，马上进封伯爵。行政职务也是一再提升，从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最后官至司徒，位列三公，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朝廷重臣。但山涛淡泊名利，不以仕进为念。早在刚升为尚书时，他就以母亲年老需要照顾为由，请求辞职，而且态度坚决，前后上表十余次。后来其母去世，他又以丁忧为名，上表求去。晋武帝不仅不同意他辞职，反而一再给他加官，山涛不应。后山涛又一再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上疏请辞，前后上表几十次，但晋武帝一概不准，最后竟强令“使者卧加章绶”。直到“舆疾归家”，七十九岁而卒。淡泊功名富贵而不热衷仕进的人，自然能使皇帝放心，也自然会树敌较少，所以即使有人弹劾他，皇帝也一概不予采纳，因而得以寿终正寝。
其三，山涛俭约廉洁。山涛当初还是平民百姓时，曾对他的妻子韩氏说：你现在忍受一下饥寒，我以后会官至三公的。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能否耐得住做我的夫人！山涛荣华富贵后，清正廉洁，谨慎俭约，虽然“爵同千乘”，但没有纳妾。皇帝赏赐的钱财，全部散发给亲朋好友。以至于死后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即房子太小，子孙住不下。
袁毅在担任鬲这个地方的县令时，贪赃枉法，贿赂公卿，希望获得虚名高誉，以求得更高的官职。他送给山涛上百斤丝，山涛不愿接收，但也不愿意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以获取清名。于是便把它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行贿的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凡接受过贿赂的人，都被查处。山涛便把当年袁毅送给他的丝交给有关官员，那上面积满了灰尘，且“印封如初”，因此没有被牵连。
山涛生当魏晋多事之秋，又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社会，但他既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深得皇帝倚重，又能平安无虞，享尽天年，其中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既公正无私，又清慎廉洁；既聪慧过人，又谦冲退让。从而赢得朝廷内外的一致好评。山涛虽为封建时期的官员，但他的成功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立身处世，尤其是在职为官的人，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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