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郭延礼女性小说书写中的ldquo

本文来源：《文史哲》年第3期，第5-17页转自：文史哲杂志作者：郭延礼，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六十人左右的女性小说作者群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中国文化史上，女性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女诗人、女词人，但在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中，唯独没有女性小说家出现。今天有文本为据的第一部女性小说，是满族女词人西林春（即顾太清，-）写的《红楼梦影》（），时间已是19世纪的后半期。因此，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性小说家群体，连同她们在创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若干文学现象，就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20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家群体，其创造主体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中国早期的女留学生；二是教会学校和近代女学堂毕业的女学生。她们都受过新式教育，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语和音体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她们的思想先进或超前，人生理想和行为规范也不同于19世纪和此前的闺秀作家。由于第一代知识女性生活的时代正是20世纪初中国女权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她们所受的又是西方新式教育，再加上她们思想启蒙者的自我角色定位等因素，这个女性小说家群体对学习西方有着强烈的、自觉的冲动和需求；同样，在文学创作上也不例外。20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家，由于大多数都学过外语，其中有些人既从事创作，又从事翻译。这种两栖型的作家大约占女性小说家群体的四分之一，著名的有黄翠凝（-？）、黄静英、陈小翠（-）、汤红绂、刘韵琴（-）、黄璧魂（-）、毛秀英、凤仙女史、朱畹九、查孟词、高剑华（-？）、郑申华（-？）、高君珊等。这些女性多数是教会学校的高材生或留学生（也有的在留学前曾就读于教会学校），这种学习经历和文化背景使她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文学，并阅读过一定数量的西方文学原著，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她们此前读过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她们的创作思维活动，于是出现了摹拟西方文学的现象。当然这种“摹拟”也有程度的不同，有的只是摹拟、学习西方文学中某些艺术技巧（如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倒叙、第一人称等），这是近代小说变革中一个总的艺术走向，于此暂可不论。还有一种，即在文化背景、作品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有明显的摹拟、借用和移植，但又不注明源语作者和作品的名字。对于这后一种文学现象，我们称之为“以译代作”，类似于西方翻译界所说的“隐性翻译”（coverttranslation）。据提出这一概念的西方翻译理论家朱莉安·霍斯（JulianeHouse）的解说，“隐性翻译是通过生成与源文本功能对等的目标文本来隐藏其属于翻译文本的身份”，也就是说，隐性翻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源语文本的“真实性”，但由于译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必须对源语文本作符合本土文化特点和适应本土读者欣赏习惯的“改造”和“文化置换”，因此看上去这种“目标文本”就不大像源语文本，而更多地接近译入语文本。黄翠凝的处女作《猴刺客》（《月月小说》“周年纪典增刊号”，年10月）在女性小说中较早地表现了这一文学现象。小说《猴刺客》讲述了因两男（马伟生、林国材）一女（冯宝琴）的三角恋爱而导致的一个恶性案件。其中一男子（已与宝琴订婚的马伟生）被杀，经侦探王敏卿侦破，杀手乃是其情敌、美术家林国材训练有素的一只猴子。这篇小说明显地受到侦探小说鼻祖、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的《莫格街血案》的影响。这部侦探名篇中的凶手就是一只凶猛的大猩猩。值得注意的是，黄翠凝的这篇小说，发表在年的《月月小说》上，据笔者考察，此时，爱伦·坡的《莫格街血案》尚未译入中国，于此可见黄翠凝是从阅读《莫格街血案》原著中受到的启示。如果说，黄翠凝的《猴刺客》还只是受到爱伦·坡《莫格街血案》（或译《莫格街谋杀案》）的影响，或者说有摹拟该小说的痕迹而并非“以译代作”的话，那么这时段的某些女性小说家，如黄静英、陈小翠、颍川女士和以高剑华为代表的《眉语》派作家的某些小说，就是典型的“以译代作”了。黄静英，苏州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毕业后任苏州宏志女学的外语教师，她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一位重要的女性翻译文学家。她精通法文、英文，是继胡适之后最早全文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ladernièreclasse（黄静英译为《最后之授课》，今通译《最后一课》）的女译者，且翻译质量相当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黄静英的创作经历看，她是先从事文学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获得了若干启示和经验，而后又转向文学创作的。据目前笔者手中有限的资料考察，她于年初，先在《礼拜六》上发表了两篇翻译小说，一篇是上面提到的都德的《最后一课》（第42期，年3月20日），一篇是侦探小说《五万元》（第41期，年3月13日）。此后不久，即同年冬和次年（年），她又接连在《礼拜六》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七八个短篇（创作小说），其中至少有三篇属于“以译代作”，即《钓丝姻缘》（《小说月报》第6卷第10号，年10月25日），《覆水》（《小说月报》第6卷第11号，年11月25日）和《独臂少尉》（《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年1月25日）。这些小说从文化背景、人物形象、场景布置到风土民情均是欧美化的，很明显讲述的是一个外国故事。但这些小说没有注明是译作，我们今天也已很难找到其对应的具体的原作。黄静英的这三篇小说均应属“以译代作”，这是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钓丝姻缘》写一对青年男女用钓鱼竿互相传递“情书”结为夫妇的故事。不仅小说中的结婚仪式（教堂牧师读礼文，男女双方回答）具有西方婚礼的宗教色彩，而且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男青年名华尔脱利立，女青年名阿塞来史）、人物的外貌（“双瞳作蔚蓝色”、“黄金之发”）以及场景、餐具（“刀叉”）均是西方化的。读后让人感到作者就是在演绎一个西方故事。前面提到的她的《覆水》、《独臂少尉》也属于类似情况。陈小翠的《新妇化为犬》（《礼拜六》第78期，年11月27日），标“滑稽短篇”，小说名为创作，实则也是“以译代作”。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少年（新郎）名麦克司林达，侍者名阿塞。司林达为骗取其叔父答应给他的结婚财礼两万法郎，让他的仆人阿塞假扮成新娘赴教堂举行婚礼，并答应事成之后给假新娘一百法郎作为酬谢。结婚仪式结束后，假新娘拿到法郎百磅，便急欲逃脱。众人追之，阿塞跑回家中，躺在床上，以被蒙头，假装生病。新郎的叔父和来宾均以为新娘病了，众人皆离去。稍后，新娘忽然跃窗而逃。此时新郎的叔父正走进婚房拟询问新娘的病情，司林达（新郎）怕暴露马脚，情急之下，将桌下熟睡之犬抱起，置于床上新娘被中。后其叔父发现床上被子中是一条犬，他误以为新娘原是一女妖幻化为犬。于是便请人捉妖，并悬偿法郎百磅，后闹出一连串的笑话。这是一出闹剧，其讽刺意味是不言自明的。出语幽默，风格滑稽，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是根据过去从外文小说中读过的或留存在阅读记忆中的一个西方故事而改写的。20世纪初女性小说这种摹拟倾向，一方面说明女性小说家急切希望从西方小说中汲取艺术营养，跳出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窠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拓宽女性小说的创作道路，促进女性小说创作的繁荣，于是风华正茂、富有开拓精神的新女性们开始尝试另一途径——“以译代作”。“以译代作”在《眉语》女性小说家中更为普遍。《眉语》是一批近代知识女性于年在上海创办的文学杂志，以“消闲”、“游戏”为宗旨，主要刊登小说（以短篇为主）。其主编是高剑华女士，编辑马嗣梅、顾纫茝、梁桂琴、许毓华、梁桂珠、柳佩瑜、谢幼韫、姚淑孟、孙青未等10人均为女性。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分析，在《眉语》女性群体中，有照片为据和有生平可考者，大约有15人左右。这些女性小说家大多是江浙一带人，受过新式教育，主编高剑华先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年又入北京师范学堂（北京女高校的前身），她的侄女许毓华也是新式学堂毕业，会英语。其他人也有类此学历，还有不少肄业于教会学校。她们大多数学过外语，有的能阅读原版的外国小说。于是就将留存在脑海中的外国故事片断经过筛选、改造而结构成新的小说，从故事架构、人物形象到小说中的文化氛围都含有西方文化的因子，在写作模式上也有明显摹拟外国小说的痕迹。在《眉语》作家群中，我们仅以有照片为据的10位编辑为例，除顾纫茝无作品外，其余9人在《眉语》上共发表小说23篇，属于“以译代作”的有8篇，占《眉语》所刊以上9位女性小说家作品的三分之一。计有高剑华的长篇小说《梅雪争春记》（第号，年10月至年3月）、短篇《刘郎胜阮郎》（第1卷第7号，年4月）、《蝶影》（第1卷第10号，年7月），马嗣梅的《绣鞋儿刚半折》（创刊号，年10月），姚淑孟的《郎欤盗欤》（第1卷第3号，年12月），柳佩瑜的《郎情如水》（第1卷第12号，年9月），孙青未的《侬之心》（第1卷第3号），李惠珠的《菩萨心肠》（创刊号），均是写异国爱情故事和侦破案件的。这些小说书写的故事一般说都有所本，也可能就是一篇“隐性翻译”，由于该小说在发表时并未注明此篇是译述或改译自何人的作品，加之这些小说的源语文本又非名家名著，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它们的原著是何国何人的作品，此其一；其二，这些“以译代作”的题名均本土化了，从小说的题名也无从推测与其相对应的源语文本。女性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以译代作”的文本，除小说的题材和思想意蕴具有西方文化精神外，其写作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也多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这点将在后面论述。二女性小说中这种“以译代作”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的新奇、陌生和浪漫也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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