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发展时代。而文人大谈玄风，借酒与药石散自陈心志。时人便赞赏推崇为名士。
在魏晋时期，士族文化逐渐兴起，世家们掌握了教育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同时，中国的政治形态和伦理出现了问题，连续的朝代更替都是通过权臣篡权的方式完成的，这让当时皇权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
在人们看来，当时的名士们能够从黑暗的政治斗争之中脱身，寄情山水，清谈哲学，是文人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
有这么几位文人总是集会，一边喝酒，一边写诗，一边吸药，一边清谈，他们就是竹林七贤。
七贤中的阮籍，他父亲名叫阮瑀，曾做过魏朝丞相曹操的幕僚，是“建安七子”之一。
阮籍秉承了父亲的文采，勤奋好学天赋异禀，八岁时就能写诗文，后习琴，喜欢读书、旅游，擅长诗乐，且“籍容貌瑰杰”，要是放在当代，就是众人仰慕的男神了。
才华有时候就像一种疾病一样，往往遗传。阮籍比他父亲还厉害。阮瑀居“建安七子”之中，阮籍冠“竹林七贤”之首。
阮籍心中自有抱负，年幼时曾登广武城，观看刘邦和项羽交战过的古战场，感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但是当阮籍弱冠之后，当时的政治背景却已经变了天。
阮籍才华横溢，本有济世之志，可惜生不逢时。阮瑀处在曹魏篡汉的时代，阮籍处在司马氏篡魏的时代。
阮瑀死后，曹魏势力已渐渐抵不过司马氏家族了。司马氏占了上风。建安时代已经过去了。
公元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张当被诛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
公元年，东汉司徒王允之侄王凌欲另立楚王曹彪为帝，事败自杀。参与政变者被司马懿诛杀三族；
公元年，因密谋杀害司马师，夏侯玄、张缉、乐敦、刘贤等被诛灭三族；
公元年，毋丘俭为稳固曹魏政权谋害司马昭兵变失败，被诛三族；
公元年，诸葛诞不满司马氏兄弟擅权起兵叛变。次年兵败，被诛三族；
公元年，新皇帝曹髦不满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亲领御林军讨伐司马昭，事败被杀；
公元年，“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阮籍引为知己的好友嵇康被杀······
腥风血雨，阮籍不愿意出门，可司马氏不让。于是阮籍就有了和他父亲一样的经历：朝廷一次又一次的征召，阮籍一次又一次的委屈求全。
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醉酒，一是痛哭。唯醉酒可以保身全节，唯痛哭可以释放愁忧。
曹氏天下被司马氏所替代，阮籍这一辈人如果言行不小心触犯了当朝的权贵，就会有被诛灭的危险。而屈意附合奉承当权者，又不是阮籍其人的性格。
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做到既不公开触犯当权者又不低声下气趋炎附势，阮籍便选择了一条消极对抗的人生之路。他崇尚老庄哲学，在官场中谋生的同时，又不攀权附贵，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
阮籍有一个外号叫做阮步兵，其名字来源也和喝酒有关。《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据说他是闻知该步兵营的厨师会酿酒，而且还存有三百斛酒才请求去当步兵校尉的，也不愧对阮步兵的外号了。
实际上喝酒是竹林七贤的一大特征，也是魏晋时期名士风流的一种，不过酒或许只是他的一个保护色。
《晋书·阮籍传》中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面对司马家族的联姻，阮籍连醉六十日；钟会总是来找麻烦，故意问刁钻问题想要治罪阮籍，也被阮籍以醉酒接待。可见阮籍的醉酒不但是醉自己，更是用来避世。
公元年，司马昭封位晋公，按照惯例，司马昭是要谦虚推辞一番的，这时候臣子们就要上表劝进，阮籍被迫为司马昭写下“劝进表”，一个多月后，便撒手人寰了。
阮籍其儿子阮浑倒是十分羡慕父亲的生活方式，想要效仿。而阮籍临死前告诫学自己做派的儿子：“你的堂兄阮咸已经加入我们了，你就别再这样了。”
阮籍深知自身行为的无可奈何啊。
阮籍去世四百多年后，时年25岁的天才王勃，路过南昌，在新修建的滕王阁上，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风靡华夏。文中有句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意思是说，阮籍驾车狂奔，行至穷途便放声大哭。
这言辞颇有些嘲笑的意味。但王勃身在盛放的大唐。而阮籍却在魏晋的寒夜，前后没有道路，左右皆是鸿沟。此一时彼一时也！
即便才识如阮籍者，若生不逢时，也找不到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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