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春夫曾有言，月光乃是东洋文学中传统的光辉。月很早就进入文学书写的范畴。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更容易与月发生情感的碰撞。玲珑月光照射进创作的世界，催开了一朵朵瑰丽奇幻的艺术之花。在苏轼之前关于月的创作，为苏轼将月纳入词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苏子对月的理解。
在先秦时代，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相对低下，文学也处于初创时期，月主要作为时间刻度出现，但也孕育了借月抒情的浪漫传统，如《诗经·国风·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到了汉魏时期，尤其是文人诗取得显著发展之后，月的抒情意味就更加浓厚，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思愁妇，悲叹有余哀”（曹植《七哀诗》），《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和“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月逐渐与思乡怀人联系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月的文学书写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借明月高唱豪情壮志；“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阮瑀《诗》），写客子离家的感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借明月写隐逸风情。月能表达的情感意蕴更加丰富。唐代写月的佳句更是数不胜数，如“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李白《渡荆门送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煜《相见欢》）。月意象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拓展，与更丰富的情感体验相结合。思乡怀人、人生失意、家国之悲、哲理思考，月能寄托的情感空前充实。唐诗中无处不洋溢着月的光辉。宋继承唐文学的高峰而来，继续借月书写情思，尤其是月的温柔感伤一面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写月的笔触也更加细腻深刻，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
把酒问月，青眼望天，这是自从一轮明月高高挂起，早在遥不可知的岁月里，就潜藏于人们心中的高渺情怀。无数文人墨客将明月清光接引入诗，月正像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微笑，既高悬于苍茫的夜空，也栖居在每个人心里，点亮回不去的故乡，或映照高楼上离人的泪眼，于是在诗文中永存皎洁温丽的倩影。纵然“人攀明月不可得”，而“月行却与人相随”。月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绝不只是反射日光的冰冷星球，而是寄寓了种种情思。另一方面，月常常与悲剧意识相联系，这是因为月在夜间出现，白天纷繁的视域此刻都被关闭，皎洁的明月占有视觉上的优势，容易被人直接观察，人在夜间也更容易深入自己的内心。所有细腻的生命感触都在月夜中被放大，情感上的不适自然引发对悲剧的感受与思考。一般说来，悲剧意识是指人在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过程中，由于对待现实悲剧性的态度、方法和目的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意识；现实悲剧性则是指人的主体意识与客观限制之间的矛盾。人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种种不适情感发之于心，在静谧的夜间无人倾诉，便寄托于一轮明月。苏轼留下了无数写月的佳作，在这些作品中寄寓了对悲剧意识的体认与思考，更通过对自然本真的探索与认同，达到了人生审美化的高妙境界，从而实现了对悲剧意识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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