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失途：文人向士人的回归。向秀作为竹林文人之一，其志趣是和嵇康相仿的，但他在思想上却与嵇、阮等有所不同。他是晋初玄学之士的代表，其思想在晋室正式立国以后影响十分深远。
嵇康心灵手巧，善于打铁，向秀就为他做助手，二人打铁都开开心心，旁若无人，足见他们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
不仅如此，向秀还寄情田园，与吕安一起在山阳浇地。在儒家士人看来，向秀与嵇康、吕安平日所做之事，皆非士人劳心之业，而是劳力者所为。但是向秀等人非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之为乐，其根源在于他们思想上对当时提倡的名教不以为然和对司马氏夺权的反感。
颇要加以注意的是，向秀三人尤其是向秀，并不是对名教本身有多么仇视，他们反感的是司马氏以名教为自己统治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础，提倡名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司马氏夺权上位的方式却是真正的儒士不能容忍的。
司马氏提倡的名教与东汉末期的名教一样，都是异化了的名教，而且通过废立、弑君这些行为，这个政权给自身带来的种种讽刺，更让原本就追慕老庄的他们对朝廷越发厌憎，与其身处自己厌憎的群体中与案牍间劳心劳形，不如退居山林自得其乐，以劳力之乐作为与朝廷不合作的免战牌。
然而，向秀与嵇康的思想是不同的。正因向秀对名教本身并没有多么仇视，才会继王弼的《易》《老》互训后，也用儒道互训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中：难曰：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何以言之？
向秀此篇是对嵇康《养生论》的驳论，因而开头便单刀直入：你说的节制情绪、平和心态、饮食适度、调节寒暑这些也是古人修习的，但断食五谷、摒弃滋味、减少情欲、抑制富贵这些，我是不敢苟同的。
向秀首先肯定了人不同于草木鸟兽，是生命之灵。人有所行动就会和万物接触，有了智慧就要用来帮助自己，这都是心智的功劳，如果绝圣弃智，那就和没有智慧一样，哪能比有智慧还好呢？且人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如果非要断绝就会全无生机，哪能比有活力还好呢？他用草木鸟兽与人对比，指出无智的危害；
又从正反两方面说理，论证了“有智”“有情”的自然与可贵。两个反向假设直指道家的偏颇要害之处——人若抛弃智慧，则与草木鸟兽无异；若是抛弃情感，则与行尸走肉无异。这样就以道家崇尚之“自然”来作为批驳的武器，充分论证了智慧与情感的天赋自然与摒弃它们的不合理性。
向秀认为，人的欲望同样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本能。又引用《易传》的观点，说明了符合道义的富贵不仅是天地对人的情分，也都对社会十分有帮助。而且富贵本来就是人的欲望，只要心存道义，即使拥有富贵也不会违背道德。
如果因为惧怕拥有富贵导致的过错，就躲避富贵，那是因噎废食的做法。这样一来，向秀就从核心上批驳了嵇康对欲望的态度，首先仍然说明欲望、富贵之自然与合理，随后强调了道义制约的重要性，再次将儒道持论为合题。
这里向秀不仅看得通透，更是一语道破天机——“顾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人从生到死本来就是自然的分配，绝非外物能延长的！
为证明嵇康对寿数的观点错误，向秀首先通过实证不存在这一事实说明数百上千岁的寿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说有容易说无难，即使真有活了那么久的，那也是像松柏一样天然长寿，并不是后天导养造成的。
随后，向秀假设有智慧的人就能长寿，那么圣人应该属于这类，继而尽数列举世所公认的八位古圣先贤，用他们各自的寿数证明，人的寿数是自然形成的，不是通过服药导养就能延长的。古往今来，无数生命以从生到死的过程告诉古人，也告诉我们，死生有命并不是迷信，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理。
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有一定的寿限，除去早夭的，人的寿命长不过百余年，通常不过几十年。向秀能在服药行散盛行的时代有如此理智且透彻的看法，可见其思想超越了魏晋之交这个时代。而且，从他的《难养生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向秀已经意识到仅用“自然”反“名教”是行不通的。
《世说新语·言语》的正文部分虽未提及是否理解明君之意，但刘孝标注中却有所补充。向秀一个“多”字同样含有言外之意：隐士已有够多的人追慕效法了，我选择出仕也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回答既夸了司马昭，又没有贬低隐士，同时表达了自己的选择，自然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司马昭很高兴。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谓“一坐皆说”，与《晋书》记载也大体一致。颇令人玩味的是，《世说新语》正文用了另外一番描述来表现司马昭的反应——“王大咨嗟”。
其实这一描述才更加符合一位比较贤明有作为的君主性格：“咨”是咋舌，“嗟”是叹气，这样更能反映出司马昭闻听此言的复杂感受——归隐的文人终于和朝廷合作了，心中安慰舒畅的同时，也为嵇康等人之死而叹惋：若是他们也能如此选择，何至于令他举起屠刀？
事实上，比起其父司马懿，其兄司马师，司马昭的手段称不上十分狠辣。对待文士，司马昭较之于乃父乃兄已经算是宽容了。阮籍、向秀等人也算是善终，这也能证明这一点。然而得以善终并不等于心情舒畅，做官毕竟不是向秀的喜好。
《晋书》将“多病”改为“多疾”，“疾”多指小毛病，其严重程度和危及生命的“病”远不可同日而语；将“愿守陋巷”改作“欲守陋巷”，前者多指正面的心愿与志向，后者多指反面的想法与诉求。
“献芹”一词一般都是送礼时的谦辞，嵇康在这里直接把原典中的“乡豪”换作“至尊”，而对“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的后果虽未点破，却是不说之说，绵里藏针，极尽刻薄。随后最后一次劝山涛不要将己之所欲妄加于人，方才作别搁笔。
以上我们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全文逐字逐句进行了分析，并将《晋书》中的版本与《嵇康集》中的原文进行比照（须知《昭明文选》中此文的文本与嵇康文集中的几近完全一致）。
不仅可以明确当时的统治者意图掩饰什么，更能对嵇康不为当世所容的思想有一些初步的体会，同时也能领略到嵇康文章层次分明、有理有据、情词并重、论述透辟、生动形象的写作特色。而嵇康的核心思想与作此绝交书的真正目的，我们会在后文进一步讨论。
嵇康在信中先一笔交待了相交原因——以前我因跟您年龄相仿而成为朋友，因您情谊深厚，我才视您为至交好友，即使你做官我隐居，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没有磨灭彼此情谊。也就是说，他和吕巽并非志同道合，只是年龄相仿，吕巽又待他好，这才没有因道不同而绝交；紧接着马上说明绝交事由，并当即严正表态。
这里嵇康分三步表达了他的意见：跟你相处我渐渐熟悉阿都，知道他志气开阔，才力颖悟，我常因您家还有这样的弟弟而高兴，与吕安相熟并对其产生好感，是此事的伏线；
然而阿都去年和我说，他确实忿恨您，想检举您。我极力阻止他，也是自恃交情，常和阿都说别举报您，于是阿都听了我的话。我也私下劝您，你们毕竟是兄弟，这也是珍惜您的家庭，想让你们都安然无恙。
另外，您答应我始终不会报复阿都，并以你们同父之亲立下誓言，我就因您的重誓而慨然所感，宽慰劝解阿都，阿都就放下此事，不再想告您了，这是此事的开端。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嵇康并没有绝交的意思。
然而事与愿违，嵇康说吕安没想到，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您却暗自多疑，暗中上表报复阿都，先告状诬陷他，这是因为他相信我，也就没告您。哪想到您胸怀害人之心？这是此事的结果，是嵇康不但没想到，也是最不愿看到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嵇康的好恶分明，自然要明确表态——阿都对您的容忍，是因为我的劝解。
如今他获罪了，是我负了他啊。我之所以负了他，都是因为你负了我。我就是再难过也没办法，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已至此，我不想再和您做朋友了。古代君子断交不说难听的，那就从现在开始断交吧！简要说明原因，表明立场之后，嵇康还嫌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恨，又在最后加了一句——连看这封信我都愤恨不已！这才就此作罢。
迥异于《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嵇康写给吕巽的绝交书用极其精简的语言叙述了和吕巽交朋友的原因与决定断交的事由，说是惜墨如金也不为过。
与此事关系密切的前后线索，他都一笔言明；在事情本身上，他既没有写吕安为何对吕巽强烈不满，又没有写吕巽如何恶人先告状，也没有写吕安获了什么罪，目前是什么状况，而是重点写了他劝吕氏兄弟的心路历程。
嵇康对这段心路历程的重点叙述，不但为后文说吕巽负了他做好铺垫，也是嵇康对自己此前行为愧悔的写照。当然，也包含了认为自己没错，给自己免责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容后再行讨论。
嵇康身为竹林名士的领袖人物，他的两封绝交书一封以公，一封以私，充分体现了他彻底将自己从士人中脱离出来的写作目的：于公而言，他充分描述了自己与官场冰炭不容的思想、习性和志趣；于私而言，他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申明了自己的决绝态度。
竹林七贤在当时影响力很大，代表了当时不同类型的士人，嵇康是这些士人中立场最鲜明地表达与朝廷绝缘态度的。两封绝交书，都是嵇康的人生选择——于公，他勉力将自己彻底撇清，摆出与朝廷彻底不合作的态度；于私，吕巽的行为正好给了他与为官之士不相往来的契机。
嵇康之兄拥有官职，其妻又是曹魏宗室之女，生活上的衣食无忧，是嵇康所以能够选择彻底不与朝廷合作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嵇康就由士人“嵇中散”转而成为文人嵇康。而作为清流文人的代表人物，嵇康的选择亦是当时一类文人的选择。当他们的个体选择成为一类人的群体选择之时，文人与士人的分化就形成了。
嵇康的绝交书，既是文人与士人分道扬镳的理论呼声，又是文人从士人中分化出来的标志。
结语
但是，无论身处任何时代与社会，自由多一分都意味着相应的责任多一分。当时的读书人并没有承担这一系列责任的足够能力，这也意味着这些文人选择的路注定走不长久，因而相当一部分文人又选择了向士人回归。向秀失途下的选择，就是文人向士人回归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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