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建安文人不同，正始诗人开始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以司马氏为首的“服膺儒教”的世家大族掌握了政权，这或许是同建安时期最大的不同了。敏感而忧郁的文人在这压抑的氛围中读到绝望与孤寂，也体悟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幸的是，政治压力或是儒教禁锢并不曾消磨诗人们在文学表达手法上崇尚骨气与辞采，讲究情文并茂的追求。仅仅由于正始期间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更加残酷，才使诗人们失去了拯世济物的政治热情。建安诗坚持的写实主义批评精神，在正始文人那里或许打了折扣，这也并不能算是他们的过错，身处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漩涡，每个人都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虞，如何再强求所谓的慷慨豪壮之气呢？他们的诗作，或者以愤懑的情绪取代独立的现实风格，或者转而向老庄哲学寻求全身避祸的途径。儒教“正始明道，诗杂仙心”，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正始诗人的盖棺定论。饱含深重的人生忧虑以及夹杂其间的游仙幻想，让老庄哲学在文人圈子中成为共同的话题。号称“竹林七贤”的正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经常“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应该是这个时代文人的代表。当然，所谓“七贤”并非人人能诗，真正有诗作流传的主要是嵇康和阮籍。所谓“小隐于野”，儒教嵇康在享受山川之乐的同时，也留下不少随性的诗品，游仙之气就体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品之中，如《酒会》中描写鸳鸯戏水的自在神态：“婉彼鸳鸯，戢翼而游。俯唼绿藻，托身洪流。朝翔素濑，夕栖灵洲。摇荡清波，与之沉浮。”钟嵘评说嵇康的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讠于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凿裁，亦未失高流矣”；刘勰则说“嵇旨清峻”，都是对嵇康诗作风格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嵇康喜作四言诗，因为“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正如其诗所写：“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刘勰《幽愤诗》堪称嵇康的代表作，此诗作于嵇康因吕安事件被捕入狱。嵇康之被捕，应该是遭小人暗算，所以他幽愤难消，便以四言诗的形式排遣内心的孤寂。该诗凡八十六句，三百四十四言，叙述了他对被捕一事的反思。最后，他立志以此灾祸为惩戒，做一个“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人，这真正是要回归老庄的隐逸了。嵇康的诗作不仅“饶隽语”，而且“托谕清远”，其高操有人所不能描摹之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推崇嵇康的四言诗，曾为诗作画。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句，顾恺之评说“恒云：‘挥手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顾氏所谓难者，乃是他体会出嵇康诗作中流露出遥念远方亲人的全部琴思，而要将这种情愫用画的形象语言来表达，又谈何容易。嵇康阮籍，其父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可见家学渊源对阮籍是很有影响的。《三国志》中写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这种气质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使用隐晦曲折的形式，去抒发自己的愤懑与痛苦，表达自己对世事和人生的忧思与感伤。他传世的八十多首《咏怀诗》是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作以曲折的笔法描绘出作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独与苦闷的心境，表现了诗人彷徨不安和欲求解脱而不得的忧郁。这种无法排遣的郁积之气，对于与阮籍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个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环境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阮籍的一生，接二连三遭遇司马氏发动的政变事件，每次政变后都充满杀戮的白色恐怖，这确实是一个柔弱的文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司马氏于是，崇尚老庄成为他的掩饰，行为任性不羁，借此抛洒自己真实的性情。但是，阮籍时刻都是谨慎地践行着“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求生之道，以至于成为“大隐于朝”的隐士典范。咏怀诗只是偶尔成为情绪的突破口，还要用大量的比附、象征的手法，或者借助草木鸟兽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使含义隐而不露。阮籍的《咏怀诗》是五言诗的名作，钟嵘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评价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意境，是因为他的创作都是自己内心感悟的真实写照，没有一丝矫情与做作，没有半点的虚情和假意，自然洗练的笔锋，实现了蕴涵深广的特色。这算作是正始之音的绝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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