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馆收藏着１９６０年发掘的南京西善桥墓的砖刻壁画——《高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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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高逸图》共两幅，分嵌于墓室南北两壁中部，各长2.4米，高0.8米。南壁绘刻嵇康、阮籍、山涛、王戎４人，北壁绘刻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４人。各人之间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分离，成为能够各自独立的画面。 嵇康左侧绘银杏一株，头梳双髻，无中饰，赤足而坐，双手抚琴，抬头傲视远方，表现出高迈绝俗的性格。山涛则是头裹巾，赤足屈膝而坐，他一手挽袖，一手执耳杯，坐前有一瓢尊，意在抒写他饮酒八斗不醉的神态。王戎别有一番情趣，他一手靠几，一手玩弄如意，仰首而曲膝，坐前亦有瓢尊、酒杯，意在歌颂他不修威武欲作如意舞的形态。其他如善作长啸的阮籍，一肩袒露的向秀，嗜酒成癖的刘伶，以及善弹琵琶的阮咸和弹琴的荣启期，也莫不刻画得情态逼真，各尽其妙。 这两幅《高逸图》，描绘的是竹林中人大畅玄风的场面，他们饮酒、弹琴，志在高山流水，情属得意忘形。正是这个缘故，“竹林七贤”不仅在古代受到人们的推崇，就是在近现代，人们也还对此津津乐道，欣赏他们，赞叹他们。
好像魏晋风度就是他们，他们就代表了魏晋风度。
竹林七贤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阮籍，山涛，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人，《列子·天瑞》记载，孔子游泰山时，在路上遇见荣启期，衣不蔽体，但边弹琴边唱歌，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孔子问他：“先生这么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是为什么而乐啊？”荣启期回答：“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没成年就夭亡者，可是我现在都快九十了，是三乐也。
孔子连连点头称是。又不无惋惜地说：以先生高才，倘逢盛世，定可腾达，如今却如美玉藏在怀中，不得施展，还是有些遗憾啊。
荣启期却不以为然地说：“古往今来，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能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而死亡则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孔子大为钦佩，说：“善乎！能自宽者也。”
这就是知足常乐的由来，也因之，荣启期成为高人雅士的大宗师。所以后人拥戴竹林七贤，也把荣启期画进画中。认为他们之间虽然相隔千年，但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可是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意义与前边的什么“四聪”、“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
看他们的事迹我比较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甚至于所谓“七贤”也是为凑数凑出来的。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只是因为都曾经或多或少的和嵇康、阮籍打过交道，因而被人牵强附会的凑齐了“七”这个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七人之间绝不是一个团体，更谈不到学术团体。
咱们先来聊聊因为嵇康一封信而与嵇康绝交了两千年的山涛。
据说嵇康入狱后，告诉儿子嵇绍：“有山巨源在，你就不会是孤儿了。”尽管他让全天下甚至二千年后的瓜众都知道他和山巨源绝交了，可是临终仍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而且还不用把山涛请来郑重其事的嘱托，只告诉儿子一声就行。何况嵇康的哥哥嵇喜也在朝中为官，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孤儿托付给一个已经宣布了绝交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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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生于年，父亲曾做过一任县令，但很早就过世了。山家不是世族大户，小小七品县令也没有多少余荫。所以山涛少年时过得比较贫穷。贫穷是座大山，一般人家的孩子为了急于摆脱穷困，往往都想着尽快找份工作，挣钱要紧。但山涛和别人不一样，虽然贫穷但一直没忘了读书，而且读的还不是经世致用的经济学之类，是《老子》、《庄子》一类的闲书。并且他也不急于找工作，一直在家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我没有考证出嵇康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去山阳县，也就是今天的天台山风景区。在这里和吕安、山涛相遇成为好朋友，后来阮籍又加入进来，向秀则是山涛带来的。
据说山涛和嵇康、阮籍成为好朋友后，妻子不太理解，觉得山涛老成持重，还比他们大不少，怎么就能吸引这两位已经名满天下的名士成为至交呢？就请他们来家里喝酒。观察了他们的谈话后说，你的才学虽然比不上他们，但是你的见识、气度足以和他们比肩。
山涛说，能和我做朋友的，也就是这两个人吧。
《晋书》中有这么一条记载，我猜想是为了表明山涛的政治敏感，眼光独到：山涛四十岁的时候，才参加工作，最初担任河内郡里的主簿、功曹及上计掾。后被举为孝廉，又被州里征辟为河南从事。河南不是河南省，而是河南郡，辖区在黄河以南洛阳周围东至郑州南到阳翟一线。
紧接着说一次山涛和一个叫石鉴的同在一个屋里睡觉，夜里起来用脚踢一下石鉴，对他说：“如今是什么时候，你还在睡！知道太傅（指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何用意吗？”石鉴回答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我靠，还是不要在马蹄子底下讨生活吧”于是丢弃官符而去。没多久司马懿果然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了曹爽集团，山涛于是归隐不问世事。
正国级的太傅休病假，他一个地级市的科级干部居然从中察觉出朝廷出问题了，于是弃官跑了。政治敏感度、看问题的目光确实敏锐。他可能是怕曹爽控制朝政后受连累吧。因为他和司马家关系非常近，司马懿的元配夫人，是山涛姑姑的闺女。所以山涛管司马懿叫表姐夫。
到了司马师掌权的时候，山涛去洛阳拜会了这位表外甥。司马师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哟，姜太公终于出山了。
算起来，那年山涛快五十岁了。从此，山涛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直到担任司徒，位列三公。
山涛和他的朋友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性格更是大相径庭。相同的就是喝酒。他能喝八斗不醉，但是超过八斗他绝不再喝了。所以，山涛喝酒从来不醉。
晋武帝不太相信，就宴请他一次，故意让侍卫把酒杯换成小的。山涛也没在意，端起杯就喝，但是喝到八斗的量时，却说什么也不喝了，就是皇帝劝也不喝。
可见山涛的自制力。
喝酒喝的都没有名士范儿，一点也不像他的朋友们，喝的疯疯癫癫。
山涛在吏部做了很长时间。众所周知，组织工作是最难搞的，跑官要官的人多，而且都有背景，给谁安排不给谁安排，安排什么样的职务，这里面都有道道，搞不好就得罪一大片。可是山涛就能搞得好，哪怕是钟会那样的枭雄他也能搞得定。而且，凡是经他举荐的人，没有不胜任工作的。
晋武帝发兵平吴的时候，山涛也是反对的。但是他的意见和其他人不同。山涛认为，晋武帝的江山是靠篡位得来的，从皇帝到朝臣，大都坐享太平，追求富贵，缺乏励精图治的宏伟蓝图。而人一旦贪恋权位，进而以权谋富，那么定会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引发重重矛盾，造成政权不稳。现在只不过由于有东吴这个强敌牵扯着，矛盾暂时得以掩盖。而东吴腐败，根本没有能力对晋国形成威胁，倒不如留着它。因为处理内部矛盾的最好理由就是对外用兵。如果东吴被剿灭，这个牵制消失了，那么内部的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非常棘手。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恐怕会蔓延为灭国之祸。
他是觉得吴国就如同一个反对党，把他们放在那里，更能促进晋朝内部的团结，加强自律。双方形成竞争，才能促使大家都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从后来晋朝的走向，不得不佩服山涛眼光独到。
这一思想贯穿始终，所以，山涛每次安排官员，都要上报几个人的名单，让皇帝实行差额选举。但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人不能意识到这种差额选举制的好处，晋武帝甚至亲自给山涛写信，告诫他不要以远近亲疏来举荐人。山涛不为所动，对每个举荐人都要写出长长的工作简历、操行评语公开示众，让大家评议。人们把这些文书称为《山公启事》。
从司马昭到司马炎，对于山涛都是赞赏有加。有一段时间山涛在地方挂职，司马昭写给山涛的信说：“足下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顾念您家中贫乏，现今送去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元帝曹奂曾赐司马师春服，司马师转赐给山涛，又因山涛母亲年老，赐藜杖一根——就是民间戏曲中老太君出场都持的龙头拐杖，是一种教子有方的荣誉。
年，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准备亲自西征，出发前对山涛说：“西边的事我亲自去处理，后方的事就全部委托给你了。
可见司马昭对于山涛的倚重。
既然能和最桀骜不驯的嵇康、阮籍成为朋友，山涛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精通政务的公务员，从上述作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思想的人。他是在以积极入世的方式，希图能改变世界。
但是，山涛的梦依然破碎了。尽管他做了很多，官场的规则却不会以他一个人的努力所改变。特别是皇帝自己就没有决心贯彻一套制度，哪怕这个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制定出来，颁布出去，就算完成了它的使命，即没有具体措施保障制度的实行，也没有人会拿着它当真，大家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等真的官拜司徒位列三公时，山涛已经累了，倦了，他数次上书，请求退休，于七十七岁时，终于获得批准，告老还乡。
太康四年（年）山涛以八十高龄寿终正寝。
山涛虽列“竹林七贤”为天下名士，却一点没有魏晋名士的风度，他自律、克制，临死只有十间旧房，儿子们住都不够，一生不纳侍妾，和夫人白头到老，从没闹出过绯闻。
琅琊王家的王戎见到山涛的时候曾经说，山涛是璞玉混金，人人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能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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