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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士风流,体悟内心真谛

来源:阮 时间:2023/4/15

回望中国的历史,一提到古代的风流名士,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魏晋名士。

在许多人眼里,魏晋名士的风度是一种令人欣赏的风范,他们晴朗脱俗的同时又“风流自赏”,他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不拘小节,放浪形骸,追求自我,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

如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如唯酒是务,经常纵酒佯狂,有时还在屋中一丝不挂的刘伶;又如尽管家中贫困,还勤学大志,玄学、音乐等无所不通,行刑前奏《广陵散》的嵇康。

魏晋名士都十分崇尚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及时行乐,在举杯对饮中逃避现实;他们迷恋宽袖的飘逸,喜欢麈尾的风采;在围棋、樗蒲等娱乐活动中表现竞争意识和本身个性的精神;还共同谈玄论道,仰天长笑;他们既能在仕途有所为,又能在山林中独自隐居……

他们的风度是很多人的一种审美理想,不仅如此,他们还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

“竹林七贤”之嵇康

在中国浩瀚的长河中,有很多次乱世出现。但魏晋以后,每逢乱世,人们都会探讨魏晋名人雅士的风度。

魏正始年间,世人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向秀、山涛、刘伶等七人常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的竹林下,把酒言欢。

也许竹林七贤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群洒脱不羁的“疯子”,从不屑于和谁为伍,狂饮酒,性作诗,赤身表演,放浪形骸。

假如当我们真正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就能明白,其实,他们身处一种心理和行为的分裂中。

他们把儒家的入世思想当成心理模式,经过绝望和希望的反复辗转,最后走向道家的行为肆意。嵇康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

嵇康本是个“身长七尺,风姿特秀”的美男子,风流倜傥。然而,他又旷达狂放,自由懒散,“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

由于嵇康幼年时就失去了父亲,所以常常放纵自己。长大以后,他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后,“重增其放,使荣进之心日颓”。

嵇康的才学非常突出,据说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文章,十分希望得到嵇康的指点,但当钟会拿着自己的文章找到嵇康家的时候,又害怕嵇康对他加以驳难,便慌张地把文稿放在嵇康家就逃跑了。

在音律上,嵇康也有研究,特别是弹琴,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等著作。

嵇康在书法上,擅长草书。他的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当成草书中的妙作。当然,嵇康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也很多,其中,诗歌和散文占主要,他的诗现在保存的有50多首,大多都是四言律诗。

嵇康比较清高孤傲,钟会显赫后,约了当时很多文人贤士去见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把“贤才名流”的拜访视若无睹,自己只顾着打铁,也不和谁交流,当然,他是看不起来拜访他的假名士。

就算他偶尔和来拜访他的人说话,也是讽刺他们。他挖苦一个“名士”: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气量小狭!”

一开始假装讨好别人有大将军白起的风范,然后突然说那人:“可惜你气量太小!”

嵇康写的一篇把当官看成是很不堪的行为的宣言书--《与山巨源绝交书》非常有名,他为什么和好朋友绝交呢?

原因是“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山公--山巨源,他推荐嵇康本是好事,嵇康却没有领情。清高必遇祸,嵇康最后的结局为这句话作了诠释。

后来,嵇康惹怒了文王(司马昭),于是有了杀身之祸。

“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有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将要被处刑的时候,嵇康慷慨悲壮,对于《广陵散》这首著名古琴曲的失传更是觉得无尽的可惜。这是嵇康的品质,更是每个文人都应有的特征,他们的孤傲也因为如此变得崇高。

途穷而泣的阮籍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个有强烈自我意识、十分骄傲的人,成年前有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游侠式浪漫生活。

长大后,“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他出身仕宦之家,所以,难免也会对未来有远大的抱负。他不仅诗书尽解,还有一颗济世的怜悯之心,但世局的众多变化让他明白了政治的黑暗,不想在权力中做无谓的争夺。

阮籍有很多次都是被逼做官,但总是没过多久他就以生病为由辞去官职,都没有久待。

有一次他辞掉了曹爽让他担任的参军一职,一年多后,作为将军的曹爽就在一次兵败中被杀,很多部下都受到了株连,许多人都非常佩服阮籍的远见之明使他没有遭到杀身之祸。

从这次之后,心有余悸的阮籍,对政治便彻底绝望了。

但司马氏得权后,非常急于让名士归顺于自己,所以,有才华的阮籍便成了他们想要使归顺于自己的对象之一。

尽管在司马家内部一直都有争斗,但阮籍作为司马家的僚属,他们都知道阮籍的文名,没有杀他,但也不让他离去。

阮籍也很聪明,采取了一种非常手段--混,来躲避险恶的政治风波。他每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从不过问其他的事情。

钟会是司马昭的亲信,经常拿政事询问阮籍的建议,想在这其中找到诬陷他的把柄,但每一次阮籍都是醉醺醺的,说话都词不达意,敷衍了事,正因如此,才没让钟会从自己口中套出什么。

司马昭曾经想让阮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炎,所以就派人向阮籍提亲,阮籍不乐意,但又没有办法拒绝,用大醉六十天的办法把司马昭拖得很无奈,只好不再提这件事情。

阮籍从来不评论别人的是非,可见,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对自己的言行要求得是多么谨慎,对于十分骄傲的他而言,毫无疑问,“从政”是他生命中的最悲剧的一件事情。

为了缓解在政治环境中所受到的苦闷,阮籍就在平常的生活中用蔑视礼法的行为来获取平衡。

据说他在自己家里赤身裸体,喝酒也经常披头散发,每到遇上卫道士的时候,他就翻白眼瞄那些卫道士们,连正眼都不看他们。

阮籍曾说:

“礼岂为我辈设耶!”

所以,他和准备回娘家的大嫂道别(在当时,礼法不容)、在母亲死去的时候喝酒吃肉,这些行为都是他维护精神自由和保全生命的平衡,用来纾解政治上的压抑。

他还常常自己驾车毫无目的地在野外漫游,每每遇到没有路的时候,他就大哭一场,然后再转方向回家,好像象征着他时刻在找一条生路却没有办法得到的悲痛,只好借一些怪诞、别人不理解的举动,来体现他对当权者的不满和讥讽。

阮籍这样放荡忧郁的一生,反映了在乱世时士人的无奈和痛苦,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争斗分裂,让士人的人生观彻底和常人不同。

荒唐的行为尽管并不是传统读书人该有的作为,但这样的乱象只是时代的产物,文人们济世救国的志向,依旧蛰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深入了解他们的背景,才能明白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无奈和悲伤。

一代明圣谢安

和曾经发展过好几次盛世的汉唐对比,魏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有点不太清晰,但是魏晋对后世的影响并不能小觑,特别是在精神领域。

说起魏晋,现在的文人墨客们一般都会说到“名士风度”。魏晋的时候,有很多名士的言行举止都和常人不一样,因此才给后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就连现在一些人的性格的形成都受了相当大的影响。

《世说新语》中有段文字写东晋的谢安: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因为这种脱俗的性格、飘逸的气质,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谢安。

谢安,字安石,出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谢衡因为儒学闻名,官位是国子祭酒;父亲也是太常卿。而谢安年轻时不仅风度翩翩、书法出众,还善于清谈,又有那么深厚的背景,所以,有很多名士像王导等都非常看好他。

但是,作为谢安本人,他并没有急着踏上官场,每次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朝廷的招募。

最后,竟然直接在浙江的东山隐居,和王羲之、许询等文人一起在外面游山玩水,吟咏作文。

这样不算低调的“隐居”让谢安的名气有了进一步的宣扬。

扬州刺史庾冰好几次都让郡县官吏迫使谢安赴召。但他待了一个多月就辞职回了会稽。

这次以后,他又拒绝了朝廷多次的征召。但是,此举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很多人都在皇帝面前指责谢安,因此,朝廷对谢安下了禁锢终身的指令,最后,皇帝下诏赦免。但是对于这些举措,谢安都是泰然处之。

名士刘的妹妹是谢安的妻子,看着谢家其他的人都手握重权,非常心急,她对谢安说:“夫君难道不应当像他们一样吗?”

谢安掩鼻回答:“只怕难免吧。”没过几年,谢安比较高调的弟弟谢万兵败,被废黜,然后,谢安接受了大将军桓温的邀请,不再隐居,然后平步青云,官至宰相。

谢安比较多才,擅长行书和音乐,对儒、道、佛、玄学都有很高的素养。做官遵从儒、道互补;作为名门望族,能顾全大局,让“小家”的利益服从国家,这和王敦、桓温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谢安的性情温和,处事公正,没有专权和居功自傲的缺点,这些都是被人称道的品质。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说汉魏时候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朗刚健之风。

汉末的时候,“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应、刘桢),以遒劲的诗文风格而著称,还兼备乱世中慷慨悲凉的大气,构成了文学史上被称为“建安风骨”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典范。

建安至魏初是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在这个时代的文人,慢慢摆脱了儒家思想的禁锢,开始看重作品本身的情感表达性,当时还处在战乱动荡的时期,思想感情就显得更加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很多文学经典,作品都有内容充实、感情到位的特点,就是人们说的“建安风骨”。

这些文学作品中,诗歌最为突出,汉乐府和古诗是建安诗歌发展的基础,这些著作都显现出了时代精神。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所作的诗和文章,都十分大气、慷慨激昂;曹丕与文人骚客相处得尤其融洽;曹植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是最大的,不仅辞藻华丽,还擅长修辞,所以其作品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美誉。

其最著名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用精练的语言和真实丰厚的情感,把洛神绝世的容颜和纯洁美丽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到位。

而在“七子”中最有名的当属王粲,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乱世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之所以能掀起诗歌的高潮,得益于对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的直接继承,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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