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人对隋唐音乐有着积极的意义，胡乐人群体的入华、与中原在音乐方面有双向的沟通与互动。隋唐君主开明包容、兼收并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族人士进入中原，不仅在政治、商贸、交通、文化上互派遣使，也有音乐歌舞艺术的交流。
西域的胡乐人在声乐、器乐、作曲、理论上有很大的造诣，对歌唱声韵、演奏技法、理论研究多有禆益。群落、家族、个体胡乐人带来了新鲜的胡乐，隋唐乐人掌握、吸收、改编、融合新声，胡乐与俗乐汇通创新。宫廷王室、民间街巷、寺庙市井，都能见到胡乐人、听到胡乐声，胡部新声、道调法曲、相和诸曲，大放异彩。
一、胡乐人对唐代音乐发展的意义
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直至本文所主要涉及和研究的隋唐两朝，昭武九姓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外来部族纷纷从丝绸之路沿线前来中原地区。包括音乐与舞蹈在内的乐舞艺术也被胡乐人、胡舞人们传来了长安都城，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双向交流和友好往来在各个朝代都有所发展。
从乐器方面来看，琵琶、五弦、箜篌等拨弦类胡乐器；筚篥、胡笳、羌笛等吹管类胡乐器；铜钹、鸡娄鼓、答腊鼓等打击类胡乐器，都逐渐在大都市流行起来。从男子腾空踏地的胡腾舞、女舞者旋转如风的胡旋舞、以鼓伴奏配饰丰富的柘枝舞中，可以概览当时胡舞的风采。
而以外来乐舞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康国伎、天竺伎、高丽伎、疏勒伎、高昌伎等唐代十部伎，则体现了歌曲多调、舞蹈多种、服饰多彩的大唐乐舞盛景。不论是宫中朝廷中的宴飨宴饮、平民街市中的琴艺切磋，还是节日庆典时的歌舞百戏、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活动，都可见深目高鼻、多须髯的男性胡乐人，与盘发粉黛、多配饰的女性胡乐人参与其中。
中原音乐与以龟兹乐为首的西域音乐正式融合起来了，这不仅仅只是音乐、舞蹈两个艺术体裁简单的贯通，而是显示了唐代最高统治者所颁布的民族大团结、南北大融合、东西大汇合的政策与指令。在隋唐二朝，胡乐的兴盛程度是之前任何时期都无法相媲美的。从具体方面来看，笔者将探讨西域音乐对唐代音乐发展有哪些影响。
对宫廷和民间音乐又有何积极意义。在唐代使用频率最多、流传时间最久、出现乐人最多的乐器，就是琵琶了。琵琶还有多种形制与称呼，其实，四弦琵琶、五弦琵琶、阮咸琵琶、曲项琵琶，都是属于琵琶大家族的成员的。当时著名的演奏琵琶的胡乐人有：曹保、曹善才、曹僧奴、曹妙达、康昆仑、米和、裴神符等人。
中原琵琶手有段善本、雷海青、李管儿、贺怀智等人。不论是宫殿朝野之上，还是茶楼酒肆之内，都能听到琵琶乐曲，看到琵琶乐人。琵琶的受众层在各部古籍史料中都有所提及，宫廷燕乐之中有梨园的女乐人弹拨、高官大臣在会宾时家中的家伎也会演奏，甚至在街道市井中还有胡乐人与中原僧人斗琴拜师的美谈佳话。
民间的胡乐舞也是数量众多的，除了笔者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三种胡部乐舞之外，在唐代初期的时候，京城还出现少数民族西域地区传来的“泼寒胡舞”，一般在深秋至初冬的十月份舞蹈，人们聚集在户外，跳足游戏、相互泼水，在欢乐而喜悦的娱乐与戏谑中共同祈求来年的美好愿景与崭新希望。
这种发端于民间、活跃于市民阶层的典型胡舞，一经传入便很快风靡起来，本土居民不但接受了这种“接地气”的舞蹈形式，还纷纷参与其中，与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共同起舞祈福。众所周知，唐代是文明开放、包容并蓄的的大朝代，在采纳中原边陲边戍地区的西域音乐和舞蹈形式之外。
还慷慨而积极地向周边的亚洲东部、中部、南部地区，输送和传播大唐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裁。可见唐代与周边地区、亚洲国家在各方面的交流，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引进和流通，也体现在双向互动的交融与汇合。唐朝的多个帝王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积累前朝的经验决策，处于历史高峰期的唐代文化不可能只是接受而不外传。
中国与外国的音乐、舞蹈、文学、诗歌等综合文艺方面的前辈学者们，已经有了大量专题的研究成果了。在多元研究手段兴盛和传播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研究唐代音乐和胡人乐舞，通过古代文字史料、考古实物、壁画石窟、复原乐舞、近人学说，都是可靠的、系统的研究方法。
在唐代初期，高祖李渊在会见西域的突厥首领时，就发表过著名的言论：“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即使胡人居住在远离大唐的都城很远的地方，但只要与中原人士聚合在一起，就像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家人一样。这样的多民族和谐相处、互动交流的大唐盛景，是之前任何朝代的帝王执政时，都不曾有过的。
而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公开场合，说他自己对于本土居民和西域民众均会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不分你我。唐高祖和唐玄宗都是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二位皇帝的言论代表了绝对的权威与国家政令，他们对待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不仅仅体现了自身海纳百川、并蓄兼收的胸怀，也展示了经济发达、政策开明、文艺繁盛的国家自信心。
从古至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学派，一贯推崇的就是重视文化形态，而轻视种族歧视的观点。那些昭武九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胡人们，虽然他们的相貌与中原人士有明显差异，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也与本土居民不尽相同。
但是只要他们秉持与中华睦邻、友好往来的理念，遵守仁道、礼仪，有着良好的品行，就是大唐所敞开胸怀，积极互动交流的友邦了。除了经济贸易的往来，官员学者的互动以外，胡人中善乐舞的那部分群体也与中原艺术家们，有着密切而长久的双向交流。
当时的繁华大都市，例如长安城、洛阳城内，中原人士和胡人的往来交流非常频繁和密切，他们在乐器、歌曲、乐舞、杂技等乐舞形式和体裁上，互相学习和改创、融通。胡人来到内陆，带来了纯正的胡音、胡韵，其中－部分被本土市民全盘接纳了。
还有一部分被同样具有才艺的中原音乐家、舞蹈家、文学家、艺术家，结合本土的审美习惯，经过二度创作之后，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宫廷中有皇室的胡人乐官和胡乐工、胡舞人；民间艺人中也不乏来自西域的胡人乐舞群体、百戏、散乐、婆罗门艺人。
二、胡乐人对唐代胡俗雅乐的影响
胡乐在唐代宫廷和民间频繁演出与交流，胡乐人在隋唐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宫廷中雅乐庄重典雅，等级观念严格；街市里俗乐传唱风靡，贴近平民百姓：胡乐从西域传来，又是以怎样的姿态与大唐王朝的雅乐、俗乐相融合的。唐代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纷纷兴起和繁盛，胡乐作为一种外来乐，是如何在中原地区大放光彩的呢。
雅乐是指从周代即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清代的一种音乐形式，是为各种典礼仪式服务的，有着规范典礼制度、推动音乐艺术实践、代表等级观念的固定模式。南北朝时期的雅乐多用周、齐的旧尕；隋朝初期，曹国的胡乐人还根据皇帝的诏令来教习雅乐。唐代初期，雅乐中文舞和武舞的代表作是《庆善乐》和《破阵乐》。
隋唐之后，雅乐与俗乐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晰了。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都会定期举行一些祭拜活动：拜天祈雨、祈福社稷、祭祖祭天等等。在这些正规的、皇室的典礼之中，基本上每年都要组织一些人数众多的乐舞演出和仪式活动。这些礼乐有着规范社会秩序、体现皇权国威的作用。
最高统治者和皇室成员、大臣宰相，都会毕恭毕敬地遵守着等级制度严明的仪式规范。雅乐是宫廷正统的音乐，受到“礼”的约束，音乐在这时候是为礼仪服务的，礼乐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音乐最常见的娱乐享受的概念，而成为了严明统治秩序的推手。广义上的雅乐，包括宫廷中少量带有礼仪性质的燕乐。
唐代的雅乐沿袭了之前隋代的制度，由太乐署里的乐人来创作燕乐乐曲、演绎燕乐乐调。梨园和教坊是宫廷中掌管俗乐的音乐机构，里面供养了很多的女性乐人，她们学习法曲、大曲；犓弹琵琶等弦乐器，是大唐女乐的演绎者。
根据《新唐书礼乐志》的记载，唐朝很多祭祀乐舞，例如“大傩之礼”，已经淡化了原本的宗教仪式的意义，而转化成为一种群众文娱活动中的音乐形式。从广义上来看，各种民间的音乐是“俗乐”的统称，如若在宫廷宴飨时专用，则称为“燕乐”。起源于周朝的古代宫廷燕乐，又称为“谪乐”、“宴乐”，是专门在宫内演出的。
用于天子宴飨、朝臣宴饮、仪式庆典等场合的、等级制度严明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的燕乐又泛指皇室演出的俗乐，隋唐燕乐像之前提及的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唐代的十部乐－样，并不是一个朝代就完成的，其沿革和发展也是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和历程。
众所周知皇室阶层每当遇重要典礼仪式，都要演奏象征高尚权威的礼乐来“治礼作乐”；倘若未能按照仪式规范来演奏，很有可能“礼崩乐坏”，从而影响皇权的威严，影响大一统的政治地位。
三、总结
教坊、梨园女乐盛，散乐、幻术迷人眼，胡笳、横吹声声慢，彰显了雅、俗、胡乐交融的盛况。十部伎、坐部伎、立部伎中的多首曲目、多段舞蹈，均有胡舞、胡乐器的参与。
西域服饰、异域风采、胡人景象，少数民族与本土音乐形态的有机结合与二度创作，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外，胡乐、胡乐人与舞蹈、百戏、石窟、文学、诗歌、绘画、雕塑等多元综合文化艺术体裁，也有着紧密的交集与联系，对隋唐盛世历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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