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奇特的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相似，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是一个社会大动乱时代的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人阶层，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士人阶层。《世说新语》就是一本记述当时士族阶层逸闻轶事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领略到到底何为魏晋士人。
魏晋士人的风度。魏晋风度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气质外观，是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大致可用“不滞于物，不拘礼节，率性而为”进行粗略的概括。如嵇康临刑时高呼“《广陵散》于今绝矣”淡定；阮籍在邻居妻子旁边醉卧的不拘于礼；王子猷雪夜访戴逵，“乘兴而行，行进而反，何必见戴”的率性而为。管中窥豹，以小见大，魏晋士人的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阮籍醉卧玄学与清谈。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士人打都崇尚玄学，以谈玄论道为任。清谈是由东汉末年的清议发展而来的，是魏晋时期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争辩的文化现象。随着玄学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清谈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深受士人们的青睐，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普通士人莫不钟爱于此，如东晋丞相王导、庾亮便是当时著名的清谈家，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书圣”王羲之、东山再起的谢安也都是当时的清谈高手。此外，清谈也是当时普通士人扬名立万的一条捷径，如“唐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在殷浩家的一次清谈后由于他杰出的清谈能力而受到殷浩的赏识，并由此知名。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多辩才。
嵇康抚琴魏晋士人的思想。魏晋时期，玄学盛行，道家思想风靡一时，但并不是独霸天下，与此同时儒释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受此影响，魏晋士人的思想也并不是单纯的某家某派，而是兼而有之。玄学奉《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受玄学不断发展的推动，道家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士人们可以说是每天必谈《道德经》，正如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道家之影响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儒学式微，但是并未消亡，而且在当时对人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如范宣伤指，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大哭，陈遗为母聚敛焦饭，吴道助因丧亲悲痛而死便是明证。虽然当时很多人都不拘于礼，反对儒教，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儒教的一些形式，如对“孝”，他们只是反对对孝的表达方式，而非反对孝。此外，佛教自汉朝传入以来也在不断发展起来，当时的佛教大师支道林在士人之间享有盛誉，一些士人也经常研读佛经。儒释道三家共同影响在当时很多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如支道林，作为佛家大师的同时也经研《庄子》，广受时人称赞；王戎，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在母丧之后“哀毁骨立”，等等。虽然在之后的南北朝多次出现“灭佛、灭道”事件，但是三教合一的趋势已于魏晋士人的思想中初见端倪。
谢安魏晋士人的说话艺术。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士人大多朝不保夕，因此说话上打都像阮籍那样“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因为言多必失。此外，他们说话还常用比喻和典故。如文学篇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散漫，略无正方圆者。”把一晦涩的道理比喻为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巧妙、贴切。德行篇“王平北闻其（祖光禄）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羊之皮邪！’”其中祖光禄巧妙地借用典故化解了尴尬的境地。时人这种巧妙地说话艺术不得不令人佩服。
《世说新语》不仅为后人了解魏晋士人的生活状况、精神风貌提供了一面镜子，并且提供了许多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和典故，如徐孺下陈蕃之榻，伶脱衣裸形和身无长物，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吴牛喘月，难兄难弟，覆巢之下、汽油完卵，等等，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这些逸闻轶事、成语、典故得以流传至今，并产生如斯影响，《世说新语》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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