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由于政府提倡孝道，并且将此作为选拔官吏（举孝廉）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社会上逐渐形成崇尚个人德行的风气，也即重视“名节”。这固然可以推动人心向善，使得民风醇美，但难免也有走极端的情况。到后来，便出现了一些竞相标榜，甚至为彰显个人名节而不惜弄虚作假的现象，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个人赢取功名的工具。东汉灭亡后，中国开始进入长期分裂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一定冲击，一些新的风气开始形成；这种风气孕育了最能反映人内心的文学自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曹操出身于宦官养子家庭，与当时具世家大族背景的所谓的正统名士自然有所区别，他讲求实际，注重实效，不为“名节”所困；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不受传统和陈腐的内容与形式的制约，这为当时文坛带来了慷慨浑朴、清新刚健的新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前者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后者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的文学也各有风骨，与其父并称为“三曹”。与三曹同时的还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他们同为建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世称“建安七子”。
在“建安文学”新风气的开导和影响下，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的一批名士。正始名士的一个特点是服用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物，这种药物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等矿物炼制而成（也有不同的配方说法），服用后会令人全身发热，因而需要“行散”，就是通过走路使热力散发出去。因为人服药后会发热，而且皮肤会变得细嫩到“吹弹可破”，所以便不能穿新的和紧身的衣服，也不能穿鞋而要穿“屐”；另外还要吃冷的食物，用冷水浇身，所以五石散又叫“寒食散”。又因为不常换洗衣服，所以身上会长虱子，一边抓虱子一边清谈（成语“扪虱而谈”即由此而来）便成为一种时尚。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同为服药的祖师，其中王弼20余岁便去世，而何与夏侯二人因与曹操关系较近密，受到司马氏的仇视，与嵇康一样都为司马氏所杀害。
在“正始名士”之后而起的是“竹林名士”，他们的特点不是服药，而是饮酒，其代表便是嵇康和阮籍。嵇康的生平与遭遇见于前文（参见上题）；阮籍则是前一时期“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之子，他年轻时放纵不羁，史书记载他看人时会用“青白眼”，也就是当他看得上某人时就两眼正视（眼球是黑的，故谓“青眼”），而看不上时就给人家白眼。我们今天汉语中所用的一些成语和字词，如“青睐有加”、“青眼相加”、“白眼相向”等，就是从阮籍而来。阮籍为了躲避现实的人生与政治，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借酒佯狂，而且口中绝不评论他人的好坏。有一次司马懿想和阮籍结为亲家，但阮籍却一醉两个月，此事只得作罢，其为人由此可见一斑。阮籍的诗文水平极高，他创作的《咏怀》八十二首组诗，是文学史上的丰碑之作。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评论说“阮旨遥深”。竹林名士中的其他几位，如山涛、阮咸（阮籍之子）、向秀、刘伶、王戎等，也都是一时才俊，他们相与为友，打破礼教，崇尚自然，天真放达，啸傲竹林，世称“竹林七贤”。
晋室南渡以后，以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便走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没有那股名士真精神而刻意做表面功夫的人多了起来，如没有吃药而假装吃药、行散、穿宽大的衣服者，不能写文章而只能空谈者……虽然社会上也还有如王羲之“袒腹东床”的旷达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情怀之余风，但毕竟相较此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气息已经消退了许多。当然，此时佛教思想已经渗入较深广，对于魏晋时期的中国本土思想有着潜消暗解的作用，也是一重原因。总而言之，东晋以后，魏晋风度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而产生的一种精神解放的潮流，魏晋风度那种至情至性的人性光辉却被传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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