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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降,雅乐渐趋衰落,只有往愈加仪

来源:阮 时间:202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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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

在“古道”这一方面来说,琴是当之无愧的乐器之祖,地位最“古”最尊贵,据文献记载,它早在伏羲、神农时代就已出现。虽然在现代的音乐学理论和考古发掘来看,丝弦乐器的出现应晚于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但传统观念中视琴为上古乐器的代表也并不算错,因为与后世流行的琵琶、筝、阮、胡琴、羌笛、羯鼓等相比,琴瑟等确实算是华夏正统古乐的真正承载者。

文献记载琴乃古圣王伏羲(或神农)所造,又有舜鼓琴歌南风的传说,而且琴与瑟一起还在周世的“房中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在雅乐体系中也有一席之地。琴还与舜、周文王、武王有不小的关联,文、武为琴加二弦已见上文,而《乐记》所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也颇具代表性。

正因为在古圣王那里,以琴作为治世、化民的圣器,才让后世士大夫对它尊崇备至。琴声让人和悦,导引人情使其归之于正而不泛滥,由于它不是具体的法令或教条,而是音乐,能使人欣然接受而不生反感,潜移默化之下对人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像诗教“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一样,久而久之一乡、一国乃至天下的人都会得到精神上的提升,从而“大治”。

相比之下,其他乐器在引动情感方面就显得过度了,是为“淫声”,没有节制的沉醉或宣泄,这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都是有害的。先不论这些观念和推导是否合乎逻辑、合乎现实,也不论宋代的诗人是否真心对此深信不疑,至少,他们在诗句中表露出来的还是最接近于这些最古老、原始的观念的。

并且,除了古圣王治世之道外,琴还承载了后世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古君子修心、立身之道,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条是跟前面一条一脉相承的,不过分别还是有的,琴在圣王那里是以解民愠、导民归正的工具,而在君子这里则表现为“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钟鼓罗列于虡悬也”。因为在整个雅乐体系中,最高的是钟磬等所谓的“乐悬”一类金石重器。

在青铜时代,它们体积庞大、铸造不易、镌刻精美,是一个国家首脑才配拥有的尊贵器物,一整套这样的乐器和乐队只属于权力最上层者,更像是国家威严的象征。琴更具有士人阶层私人赏玩、自娱自乐的色彩,这在后世尤其明显。即便在上古,琴也与象征性、仪式性的雅乐重器稍稍有别,虽然它也属于这整个更大的体系之中,也有浓重的等级色彩。

春秋战国以降,雅乐渐趋衰落,只有往愈加仪式化的方向发展,连权力最上层者也对之毫无兴趣,作为权威象征的功能也有所减弱,随着整个社会向世俗化、实用化的倾向发展,君主对它这方面功用的重视显然不如上古时代。民间俗乐浸入宫廷,发挥音乐的娱乐功能;继而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西域外国音乐的传入,积渐数百年而至隋唐,汉魏六朝清商乐与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共同融入宫廷娱乐音乐的大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旧乐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既然雅乐已经成为符号,封闭自足而不与外面的其他音乐发生联系,地位尊崇却备受冷落,俗乐又是外来音乐,最为风靡,以维系古道不堕为己任的士君子自然会兴嗟叹了。

“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琴的古老和纯粹赢得了士人阶层的推崇敬慕,它在他们心目中不单单是乐器,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一个民族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

同样,在社会逐步世俗化、实用化的过程中,知识阶层自身也从等级中固定的一层转变为社会上下交通汇集、充满变量的、流动的一个群体,甚至是一处通道。琴与瑟本是士君子精神上的伴侣,也是旧时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私人化乐器,作为他们知识、教养的象征。

作为这个阶层的身份识别、群体认同、群体交流的重要媒介——然而这都只存在于今日文人士大夫怀想的“古道”之中,只有那个用一整套礼仪制度划定好了所有阶层行为生活方式的时代,让人有章可循、有礼可依、阶层固定少变动的时代,才能作为古君子和琴的归宿。君子应该求诸己、求诸内心,可这也说明了大的外部秩序的解体、外部环境的更换,让向外求已经变为不可能。

况且,此时连士大夫阶层本身的构成都已经和古时不一样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代代相传的士阶层,学道、读书与功利的目的相联结,与个人物质生活的好坏前途相关,所以“好古”“不循时”成为对一个读书人质量的称许,因为这说明他对知识有纯粹的追求,不会为了时俗的标准调整自己。

在当世,怀有这样抱负的士人并不多,琴在音乐中的寂寞恰与他们在社会中的孤独相对应,没有在外的礼仪制度可依附,社会是不断趋向实用和充满变动的,他们通过琴诗表达的牢骚、愤懑甚至黑色幽默,都只愈加印证了古代社会和古代生活方式的一去不复返,除了追怀逝去的理想时代别无他法。

同时我们还看到他们人格的进一步向内倾,以“心”为最终依归,所以,琴诗中对古君子立身之道的追慕,表现得比对古圣王之道的向往还要多、还要强烈。如果说对后者仅有怀想的可能,那前者至少还能通过一己内心的方式维系下去,至于能否维系,外在判断的标准也随着古代心礼合一的大环境的消失而荡然无存,也只在一己之心了。

上面所说的都是从琴诗中有关“古道”的观念归纳延伸开来的一些看法。之所以诗人们会始终缠绕在“古道”“古调”“古声”“古意”“古义”“古心”“正声”“遗声”“君子”“古人”“太古醇音”等之中一遍遍对琴说着相似的话语,从上面分析的大环境和这些诗作者自身的士人身份大约就能看出原因了。“崇古”作为琴诗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有其缘由的,甚至和中国文学的源流一样古老、漫长。

当然,不排除诗中有许多虚文套语,对所谓古道的称颂也是传统作诗为文的习用手法,不过这依然可以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想,甚至已经形成了情结。而依照历史进化的观点,还有实用主义的看法,对古道的执着却不免显得迂腐,且无补世用,想必政治家也承认它在理想、精神上的感召和树立之功,所以用于诗文无妨,但若以此用于现世甚至想要有所作为那就不免龃龉难通了。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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