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向来以中庸、内敛、重名教礼法而著称，但在魏晋时期，却有一个文人群体是例外，他们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堪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异类。
这个文人群体，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
魏晋之交，时局混乱，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传统儒家经学日渐衰微，崇尚老庄之道、脱实向虚的玄学逐渐成为人们所推崇的思潮，于是便诞生了以清静无为、率真放诞为特点的魏晋名士，而其中由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位名士组成的竹林七贤便是魏晋名士中的代表人物。
如果要说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那一定非嵇康和阮籍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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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国人，崇尚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文才出众，通晓音律，有《养生论》、《释私论》、《声无哀乐论》、《琴赋》、《酒赋》等著作传世，并以擅长奏弹《广陵散》而著称。
《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这是关于“竹林七贤”的正史记载。
嵇康性情刚直，放任洒脱，政治上亲近曹魏，所以当司马氏掌权后，他选择辞官退隐，并拒绝司马昭的征辟，因此遭受司马昭忌恨。
嵇康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除了他的《养生论》和《广陵散》，还有一封名传千古的绝交信，那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标题中的“山巨源”，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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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字巨源，河内人，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比嵇康年长近二十岁，司马昭执政后，他倒向司马氏，自此与嵇康阮籍等人有了隔阂和嫌隙，他升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司马昭属官）后想举荐嵇康出任原职，嵇康得知消息后，当即挥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山涛的举荐。
这一封流传千古的绝交书，让嵇康和山涛之间的友情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朋友关系。
但他们真的绝交了吗？
并没有。
因为多次拒绝司马氏集团的征召，嵇康遭到司马昭的忌恨，最终被司马昭下令处死，他临终时，将年仅十岁的幼子托付给他曾经亲笔写下绝交书的山涛，并对儿子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尽管对山涛的政治倾向有所不满，但嵇康对山涛的人格还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在他临终之时，他选择将年幼子女托孤山涛，而不是兄长嵇喜，也不是跟他志趣相投、视作知己的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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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字嗣宗，出身士族陈留阮氏，父亲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籍幼年丧父，家境清苦，少年时便以文才著称，有经世济民之志。
早年的阮籍，还不像后来那样消极避世，他年轻时崇尚孔孟儒家之道，志在入世，曾在《咏怀·其十五》中写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被褐坏珠玉”，意思是虽身穿粗布衣服但怀抱美玉，比喻虽出身贫寒但才华出众，阮籍以儒家哲人颜渊、闵损自期，可谓志向高远。
然而，当阮籍成年之后，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转向主张“无为自然”和抗拒名教礼法的玄学与老庄之道。
相比于嵇康的宁死不屈，阮籍对司马氏集团的态度稍微缓和，在政治高压之下，他心有不满，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便借酒自保，终日以酣醉姿态示人，行为举止率性肆意，他蔑视礼俗，不拘礼法，被视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旗帜。
阮籍向来爱憎分明，对喜爱的人和讨厌的人态度截然相反，且形于言色毫不遮掩，《晋书·阮籍传》载：“阮籍能为青白眼……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择而退。喜弟康闻之，乃筴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这便是成语“青眼有加”的由来。
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的轶事典故有很多，例如他曾为了躲避司马昭与他结亲家而大醉六十日，最终让司马昭无可奈何收回成命。又曾闯入素不相识的少女丧礼中，大哭凭吊一番，令人咂舌。
阮籍母亲去世时，他在丧礼上面无哀色举止如常，甚至“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服丧期间，仍能够“在晋文王坐进酒肉”，面对群臣质疑，他“饮啖不辍，神色自若”，这种超脱世俗、藐蔑礼法的做法，引起很大争议，但他泰然处之，将天下悠悠众口之积毁置之脑后。
阮籍借酒避祸，常日酣醉，但论到纵酒避世、醉生梦死的极端程度，却不及竹林七贤中的另外一位，那便是有“醉侯”、“酒仙”之称的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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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中，若论到言行最荒诞妄为，心态最消极颓废的，非刘伶莫属。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出身贫微，容貌丑陋，向来沉默寡言，言行举止狂妄傲悖，相较于嵇康阮籍的克制收敛，刘伶显得更加“放诞不羁”、“肆意妄为”，他对世俗礼法名教的抗拒排斥态度更加坚决和极端。
刘伶嗜酒如命，一旦喝起酒来，便无日无天，喝醉之后往往语出惊人，行为癫狂，某次醉后，他赤身裸体立于堂上，有人嘲讽他，他反倒诘问对方：“我以天地为被褥，以房屋为衣裤，你为何跑到我裤子里来。”
对方哑然无语。
刘伶外出时，常让仆人扛执锹镢跟随，他告知仆人，若是他中途醉死了，就让仆人就地埋葬。
视世俗若无物，置生死于度外，这是刘伶愤世嫉俗的处世之道，如果说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灵魂和核心，那刘伶代表的则是“竹林七贤”消极狂悖心态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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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竹林七贤”的另外三人分别是阮咸、向秀、王戎，他们年纪较小，其中阮咸是阮籍侄子，他精通音律，传统乐器阮（琵琶的一种，又称阮咸）便是因他而得名。
向秀崇奉老庄之学，深研《庄子》，曾以玄学观点对《庄子》进行注释，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可惜著作未成而逝。
王戎是七个人中年纪最小的，功名之心也最盛，他出身门阀大族琅玡王氏，自幼聪颖过人，丰神俊朗，年仅十五岁时便与大他二三十岁的山涛、阮籍等人交好，成为“竹林七贤”的一员，不过他虽位列“竹林七贤”，却不像其他人那样超脱世俗，相反，他功利心极重，而且为人鄙吝，是个大俗之人，曾被阮籍戏称为“俗物”，最终，他当上了司徒、尚书令这样的高官，也因此为清流所不齿。
阮籍、嵇康死于同一年（公元年），二人死后，失去核心人物的“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名存实亡，除了刘伶，其余四人相继妥协于司马氏集团，在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阴云之下，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何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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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中国儒家源流传承，崇尚清谈、跳脱肆意的魏晋玄学在严谨克制的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面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如果用正统儒家思想来评判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无疑会斥之以荒诞不经、任性妄为。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浓重的入世情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改造客观世界的内核，汉末魏晋乱世的到来，让知识分子们有了极强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们感到焦虑、迷茫、颓废，于是选择“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不过，在接下来的历史时代里，随着帝国统治者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成了最后的“离经叛道”，在此以后，讲求中庸内秀、克制隐忍的正统儒家思想取得了中国思想界彻底的主导地位。
“竹林七贤”藐视世俗礼法，其颓废悲观、消极厌世的心态，以及嗜酒癫狂、任性放浪的言行，竟与一千多年后出现在西方国家的一种反主流思潮不谋而合。
那便是朋克主义。
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竹林七贤”是魏晋之交血腥混乱政治局面的产物，而朋克主义的诞生，则源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经济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环境因素。
对主流思想的挑战和反叛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有着摆脱思想束缚和反主流甚至反社会的尖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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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嗑药是极端朋克主义的“标配”，而对于竹林七贤而言，除了酒精，精神致幻药物同样也是他们追求精神上“极致超脱”的危险捷径。
五石散，又名“五行散”，一种本用于治疗伤寒疾病的中药散剂，但在魏晋时期，却成了名士们风靡一时的精神致幻药物。服用后，身体忽冷忽热，精神恍惚迷幻，进入一种忘我超脱的境界。
最早改造并服用五石散作为精神致幻药的是大名士何晏，在他的亲身加持之下，五石散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潮流，士大夫们纷纷效仿吸食五石散，从此沦为“嗑药”一族。
尽管种种出格行为不谋而合，但相较而言，魏晋名士和朋克主义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贵族阶层的逃避和自我放逐，后者是社会中下层的反叛和发泄。
当中国魏晋竹林里那些宽衣博带、纵酒狂欢的名士们，遇上一千多年后英国街头上那些打扮夸张、举止荒诞的朋克主义者们，会否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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