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文体风格来比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的话，先秦可以看作一篇波澜壮阔的骈文,历史悠久，韵味悠长，汉唐可以看成一首雄健的古诗，气度豪迈，声名远扬，宋朝可以当作一首宛转的艳词，文化仍旧领先世界，但已经少了许多气概，到了明朝，虽然仍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但总体风格已经由韵到散，成为一篇朴实无华的散文了。
而夹杂在这些显赫的朝代之间的，就是一些琐碎的乱世或者短命的王朝，如同文章之外的散句一样，可能也存在漂亮的句子，但却没有成篇。
不过有些王朝即便短命，但仍然很重要，比如秦、隋，有些乱世虽然琐碎，但却足够精彩，比如三国，它们就像名言警句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东汉了。相对于西汉，东汉的存在感很低，我们谈到汉唐的时候，这里的汉一般是指西汉而非东汉，不过这也不能怪我们，因为东汉历史实在乏善可陈，即便最容易出名人的开国时期也是如此。
光武帝虽拜了云台二十八将，但相对于西汉那些开国名将，灵台二十八人在中国历史中都不出名，别说跟汉初三杰比，比樊哙周勃之类的武将也是差很远。
不仅功臣如此，皇帝也是如此。整个东汉，或许就光武帝耳熟能详，其他的皇帝都是路人甲，而西汉的皇帝里，高祖与武帝在整个皇帝群体里面也可以算最顶级的，次之也有文帝景帝，再次的也有平民皇帝刘病已。
整个东汉，似乎只有光武帝一人光芒万丈，其他人都只是陪衬，不说跟西汉比，就是跟后面的乱世三国比，也显得星光黯淡。
前有西汉，后有三国，东汉被比下去也情有可原，即便它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只能默默的躲进历史的灰尘里，鲜被问津。
然而还有一个时代，不仅没什么出名的文臣武将，也没有什么出名的皇帝，甚至在政治上，也很难看作是大一统的时代，按一般的标准来看，这个时代一定没什么亮点，但是事实又并非如此。
虽然这个时代在政治与经济上并不重要，却因为几个放荡不羁的文人，一个独特的时代就这么在中国历史里产生了，这个时代就是魏晋。
魏晋在思想史上有玄学兴盛，文艺上有建安风骨，而精神世界里则有魏晋风度，虽然比不上许多朝代的繁华热闹，但却有自独特的魅力。
玄学的代表有何晏、王弼、郭象，他们可能比先秦诸子或宋明理学的那些夫子知名度要低一点，但若是要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话，这仨绝对是绕不开的。
光看名字的话，玄学可能会被许多科学斗士指责，但其实它就是先秦道家思想的发展。玄学的产生，为后来佛学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使得宋明理学能够将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建安风骨的代表是三曹和建安七子，尤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虽然很多人认识曹氏父子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但即使没有三国演义，这三父子的名气与贡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的文艺改革简单的说，是反对虚浮的文风，强调言之有物并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改革一扫之前的靡靡之风，推动文学的发展。
至于魏晋风度的代表，就是就是竹林七贤了。
不过，中国文人的能力都比较博，实际上七贤不是那种纯粹的书呆，他们或大或小都任过官职，山涛更是深得晋文帝信任，官至司徒——司徒是什么等级的官呢？西晋官制分十品，最低是九品，最高是唯一的一个极品：丞相，而司徒位列极品之下的正一品，与太尉、司空并列三公，可以算是最顶级的官员了。
而且他死后还被赐谥号“康”，能被皇帝赐谥号，已可知他地位不一般，而且康这个谥号是个上谥，意为安乐抚民，更能说明山涛在皇帝心中的评价。
除此之外，七贤每个人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都爱谈玄，向秀更是为庄子做注的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注疏之一，就是受向秀的注疏影响而成的。
因此七贤在思想、文学与政治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但总的来说，他们在历史独具一格的，还是他们的风度。
七贤虽然人人脾气都有很大，担得起狂士的称号，不过七人中最放浪形骸，最能代表魏晋风度中无稽的一面的，当属刘伶。
有趣的是，刘伶却是七人中背景最低的一位。《晋书》中介绍其他人时，或多或少都提了一点家庭背景，比如祖上当了什么官，现在又有那些亲属任什么官，但介绍刘伶时，仅一句：“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一语略过。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背景乏善可陈，不管是祖上还是现在，都找不到可以可以给他身份镀一点金的成员。
但后面接的一句更让人心塞：“身长六尺，容貌甚陋。”。六尺是多高呢？有人考证过魏晋的一尺相当于现代的23.5厘米，也就是说刘伶高只有厘米……
当然，这个考证不一定准确，我们可以用同时代嵇康来对比一下。《晋书》记载嵇康身高七尺八寸，几乎高了刘伶两尺，也就是差不多高了刘伶三分之一的身长，可见刘伶是矮个无疑了。
矮也就罢了，后面还直白的加上了一句“容貌甚陋”，他的样貌之丑被刻意写进了历史，看来确实是丑出了高度。
但是让现代许多单身汉郁闷的是，虽然刘伶又矮又丑，却仍然娶到了妻子，可见婚姻这种事情，还真得看月老脸色。
刘伶的名字常常跟酒连在一起，评剧里就有一个著名的《刘伶醉酒》剧目，实际上刘伶也确实嗜酒如命。
据说他常常乘鹿车出去游玩——估计晋朝的马比较贵重，所以他用鹿拉车，只是不知道他怎么把鹿给驯服了——带上一车的酒，边开车边喝酒，虽然古代没有醉驾一说，到哪喝酒开车当然还是危险的，所以刘伶让一个仆人拿着锄头跟在后面，交代他说：“我要是醉死了，你就在我死的附近找一块地方把我埋了吧。”
已经随时做好了醉死的打算，可以算名副其实的醉生梦死！
不过那应该是他结婚前的事情，结婚后就没那么自由了。
有一天他又酒瘾发作，便找妻子讨酒喝——一个酒鬼能把管酒的大权教给妻子，可见他要么是个妻管严，要么就是非常喜欢妻子了。不料妻子不仅把酒倒掉了，把喝酒的器具也毁了，哭着对他说：“你喝得实在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为了身体着想，你一定得把酒戒掉才行。”
刘伶见家里确实没酒，马上诚恳道：“你说得对，但我没办法管住自己，只有在鬼神面前发誓，让鬼神管束住我，我才能戒掉。你快点摆好酒肉，我好向鬼神起誓。”
妻子信以为真，高兴的去买酒肉回来给他发誓用。结果他一拿到酒后，便跪起来唱起誓词：“天生我刘伶，以酒作我名，一下能喝一斛，喝五斗才能解除酒瘾，这些妇人的言论，鬼神您千万不要听（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又一次喝得大醉。
人说色胆包天，他为了酒，连又爱又怕的妻子都敢骗，说他是酒鬼无异议了。
或许是因为长得矮小丑陋，常常会被人奚落，所以他不怎么爱与人说话，也不爱与人交往，不过他并不自卑，实际上，他的狂妄可以说古今无二。
《晋书》上说他“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意思是他常常思考宇宙万物的事情，一般的小事都不放在眼里。
这从他作的《酒德颂》里可见一斑，在酒德颂里，他虚构了一个“大人先生”，说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意思是天长地久在大人先生看来也不过须臾，日月八荒都只是大人先生的窗户庭院而已，时空都没被他放在眼里。
他不仅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刘伶经常赤身裸体的在家里喝酒，喝醉了，就直条条的躺在家里，大门也赤裸裸的开着，一点也不避讳。
有人见到后讥笑他不成样子，他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屋宇，以房屋为衣服，咦，你们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非真狂人，何以能如此口出狂言？
刘伶虽然狂妄无比，但遇到同道中人，却是马上就能放下架子。《晋书》记载，刘伶“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一见如故，可见人确实有不同磁场，遇到同类的人，马上就能走到一起。
刘伶做过一些小官，在仕途很不顺，不过以他的性格，估计也不介意，只要有酒喝就够了。这也可能是他的幸运，没有卷入到什么政治风波里，他得到了善终。
说到刘伶，就不得不说另一个酒鬼，阮籍。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名气仅次于嵇康，他的家世也比刘伶好很多。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侄子阮咸也为竹林七贤之一，爷孙三代同为文化名人，这在中国历史上都很少见。
阮瑀是曹操的辅吏，曹操的檄文，多出自于他与陈琳之手。不过这个背景对阮籍来说不算什么好事，因为曹氏马上就要被司马氏取代，与曹氏有关系的人，都很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这个背景也是理解阮籍思想的一把钥匙。
他长得也不错，《晋书》记载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是一个很有气势的帅哥。
阮籍从小也是任性不羁，但与刘伶的狂不同，他的放荡都是对于自己，没有用于别人，《晋书》记载，他“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因此不管外人，还是族人，对他评价都不错，认为这个人不一般。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与刘伶的不同。与刘伶一样，他也喜欢把酒放到车上，然后一个人驾车出去游玩。他的出行漫无目的，也不管前面有路无路，跑到哪儿是哪儿，一直到了尽头无处可去后才罢休，颇有“行到水穷处”的架势。
但他却没有“坐看云起时”的闲情，因为路尽后，他就在那里大哭一场，哭得尽兴了，才会返回家去。
独自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哭泣，世人见了估计会觉得他疯子一般，不过我们可以在《世说新语》里窥一下他的心境。《世说新语》记载，王恭曾问王忱：“阮籍跟司马相如相比怎么样？”，王忱回道：“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
司马相如是有名的才子，王忱认为阮籍才气如司马相如不相上下，只不过心里多了一些块垒。块垒，即不平之气，总是愤愤不平，这么看来，阮籍很有愤青的样子，他的喝酒，很多时候是为了平息心中的不满，与刘伶纯粹只是嗜酒是不一样的。
为何阮籍心里常有块垒呢？从一个故事可以看出来。
有一回，他到了楚汉之争的一处古战场——凭吊古迹是古代文人中比较时髦的事，阮籍当然也不例外。
当他孤零零的观看昔日楚汉战斗的地方，见到曾经轰轰烈烈的战场，如今也只是几处黄土，那些战死在沙场上的将士，有很多已经永远不知道姓名，但是大家都知道结果，刘邦胜过了项羽，汉朝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将功成万骨枯，浴血奋战的将士似乎都只是为了成就少数人的功名，阮籍一时感慨万千，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句话可以作很多解读，有人说他是评古，认为项羽刘邦都不是英雄，有人说他是论今，认为这个时代没有刘项那样的英雄。
这些解释都说得通，但无论如何，他的心里面曾装过英雄二字，说明他是不甘平凡的。这与《晋书》记载相符，晋书里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因为时局混乱，他的抱负得不到施展，这应该就是他心中块垒的由来。
司马相如还有另外一面，也与阮籍很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间居，不慕官爵。”，司马相如为官，常用装病来避免是非，这与阮籍努力给自己弄上一个酒鬼的名声，是很相似的做法。
阮籍曾听说步兵的厨师很善于酿酒，而且存了好酒几百坛，于是请求当一个步兵校尉，只为能喝那里的酒。步兵校尉是阮籍做得最长的一个官职，所以后人也叫他阮步兵。他的这个举动，也让他把酒鬼的名声传扬出去了。
实际上，这一招也很管用。晋文帝曾想让阮籍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拉拢他进入自己的势力，阮籍就喝醉六十日，让司马昭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作罢。钟会当权后，故意用时事问他，好找个理由治他的罪，也让他用喝醉躲过了。
阮籍的这个做法是明智的，他本身与曹氏关系很大，这时候进入权力中心的话，如伴虎侧，以他的性格很难一直得宠，所以置身事外是最好选择。
与之对比的是玄学大家何晏。此前何晏就是曹氏集团显赫的一员，高平陵之变后，曹爽被司马懿弄下台，曹操一生心血付之东流，何晏为了自保，便倒向了司马氏。但这并没有救了他的命。在司马懿让他清理曹爽党羽的时候，他努力找到了七族，却不料自己被司马懿定为第八族，与此前七族一起被诛三族。
在政治漩涡里面，只要站错一次队，就有可能万劫不复，所以阮籍选择远离。
脱离政治权力中心后，阮籍就有比较大的自由坚持自我了。阮籍曾明确的表明自己不遵守世俗的礼法的立场，他到嫂子要回娘家探亲，他就亲自送她，这在当时是不符合礼法的，因此受到别人的讥讽，阮籍满不在乎：“这些俗礼岂是为我设置的？（礼岂为我设邪？）”
他也的确做了很多违反礼法的事。阮籍有一个邻居的妻子当垆卖酒，而且长得很有姿色，阮籍经常去她那里喝醉，醉了就睡倒在她身侧。
所谓跟瓜田李下，这个举动是很容易被人说风凉话的，但是阮籍不在乎，邻居也查看到他并不是登徒子，所以也没有在意。
还有一件事，有一家人有个女儿才貌双全，但是还没出嫁就不幸死了，阮籍此前与这家人没有任何交往，但听说这件事后，一个人跑去，为了她哭得比谁都伤心，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任意而作，率性而为，这些事情都表明，阮籍只是蔑视礼法的形式，但内心的真情却一点也不少。
这一点最好的证明还是他在母亲丧事上的表现。
有一天他正在与人下棋，有人来告诉他他母亲去世了，与他下棋的人便想中止，但是他却坐着不动，坚持要把棋下完才行。
听到母亲噩耗后还要下棋，一般人肯定会觉得他很不孝，但下完棋后，阮籍喝酒二斗，吐血数升，大号一声，等到母亲下葬时，又喝酒二斗，吐血数升，大号一声。
《晋书》记载，此时他已经“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可见内心的悲痛。
礼法的形式，本就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但如果形式只是为了给人看，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可悲的是，内心的感情人们看不到，人们只能看到外在的形式，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只把感情流于形式，而不遵从这种约定俗成形式的举动，就会很方便的成为人们指责别人的借口。
于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很多人把父母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在人前哭得稀里哗啦，但有多少人是出于本心，有多少人只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姿态呢？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在这里的大号不是号哭，就是大叫。为什么阮籍可以驾车后无端大哭，可以为未见面的少女哭，却在母亲的丧礼上不哭呢？这是阮籍的特点，在表达强烈的感情时，阮籍都是用大叫表达的。
阮籍善啸，据说他的啸声在几百步外都能听见。他曾在苏门山见到隐身孙登，刚开始与孙登谈上古三代的事，孙登不说话，后来又与孙登谈导气栖神之术，孙登还是不说话，于是阮籍便不再言语，而是对之长啸，孙登这才有兴趣，在阮籍走后，也用啸声为他送别。
在世俗的眼里，两人不好好说话，反而互相大叫，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但懂一点中国哲学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哲人早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限制，对于一般和浅显的意思，可以用语言表达，而对于更深层的东西，语言是无法表达的，这时候就得用另外的表达方式。
在啸声中，他两已经完成了神交，而语言，此时就是多余的东西了。
阮籍的不哭，也是这个意思，一般的哀痛，阮籍可以用哭来发泄出来，但阮籍“性至孝”，母亲的死让他痛侧心扉，哭已经不能表达这种感情了。
除了长啸，阮籍还有一个绝技，那就是眼睛很灵活，可作青白眼，白眼的时候不见一点青色，对于俗人，他就翻白眼，对于满意的人，才会显出青眼。
嵇康的哥哥嵇喜来给阮籍母亲吊丧，阮籍对他就是用白眼，嵇喜很不高兴，回去后告诉了弟弟嵇康。嵇康闻言，便买了好酒，带着琴去给阮籍吊丧。阮籍大悦，马上对嵇康露出青眼，这就是成语“青眼有加”的来历。
这可能是阮籍与嵇康第一次见面，但此后两人就开展一段伟大的友谊，直至终生。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但实际上史书对他的事迹记录不多，《晋书》里面，对他的介绍虽然有很多字数，但大多是直接贴出了他的作品文字，并没有像阮籍那样记录那么多的事迹，甚至他的事迹还没有刘伶多。
不过对他的记载都很精彩。阮籍是一个帅哥，但嵇康却可以算是一个美男子。《晋书》是这么说他的容貌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能用“龙章凤姿”来评价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帅能形容了，史书在这里已经说得很高，但《世说新语》里面说得更高。
《世说新语·容止》里记载，嵇康风姿特秀，见到的人都叹道：“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意思是又高又帅，如玉树临风。
不过说得最好的，还是他的好朋友山涛的评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因为文言本身的韵味，这段话很难翻译成现代白话，好在意思很容易懂。大概就是在说，嵇康已经是帅得山崩玉裂了。
嵇康人长得好，文章也写得极好——这也是《晋书》敢心安理得的将嵇康的文章照搬到史书里凑字数的原因，魏晋风度的两个鲜明口号，“越明教而任自然”与“非汤武而薄周孔”，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但他却不是典型的书生形象，实际上，除了长得高之外，他的体魄也很好，可以说是一个肌肉男。
这可以用他的职业来推论。嵇康生活清贫，常常靠打铁养活自己。古代能打铁的人，自然不可能是文弱书生样，嵇康的形象，估计也像是许多电视剧里面那些打铁的壮汉一样，强壮魁梧，孔武有力，只不过他壮得很好看。
可以想象，嵇康长得高大，又很俊美，他打铁的样子也很迷人，每一锤下去，都可谓“玉山之将崩”，不知道会牵动多少少女的心。
实际上，他不仅迷倒了许多少女，也迷倒了许多少男，当时很多人都视他为偶像。其中就有他的好朋友，同为七贤之一的向秀，在嵇康打铁的时候，向秀甘心替他打杂，帮他烧火添柴，嵇康也与他相处得也很好。
不过另外一个视他为偶像的，就不那么受欢迎了，这个人就是贵公子钟会——也就是前面那个想陷害阮籍，但被阮籍用喝醉躲过去的那个钟会。
钟会家境很好，自身也有才华，而且善辩。他听到嵇康的名声，马上就对他痴迷，一直想拜访嵇康，但又怕嵇康看不上自己，所以显得畏畏缩缩。
《世说新语》记载，有一次钟会撰写完《四本论》时，想求嵇康一见，让他评评自己写得怎么样，可又怕嵇康看不上。在这种忐忑的情况下，他慢慢往嵇康家走去，到了嵇康屋前，钟会徘徊良久，不过终究还是不敢敲门。
情急之中，竟“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就是把书扔进嵇康屋子里后，转头逃走的意思，这分明就是一副小女子怕遇到心上人，害怕得不知所措的小女儿情态。
估计钟会对自己的表现也不满意，一直想找补回来。后来他当了大官，也有了一些才名，这一回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拜访嵇康了，于是选了一个日子，带上一大队随从，浩浩荡荡的去拜访嵇康。
现在不知道钟会搞这么大阵仗，是想其他人给自己壮胆呢，还是想用排场来为自己偶像造势，但很明显，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不理解嵇康。
他若携琴带酒只身而来，估计就算嵇康不欢迎他，也不会给他脸色看，但如此盛仗而来，跟暴发户有了几个钱就到处显摆似的，最容易引起嵇康这种清高厌俗之人的反感。
所以当钟会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到了嵇康打铁的树下，去拜见嵇康时，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嵇康看也不看他一眼，还是旁若无人的打铁。钟会尴尬的在旁边站了许久，终于坚持不住，转身黯然离去。
这时候嵇康终于说话，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问答都很巧妙，但嵇康的话里明显有奚落的意味，而钟会更多是无奈。
钟会由此嫉恨嵇康，后来终于找到借口，游说司马昭处死了嵇康。
坦白来说，虽然作为害死嵇康的凶手，钟会自然很讨人厌，他因为被自己偶像奚落，而起害人之心，也算不上什么好品质，但嵇康若能圆滑一点，给钟会一点余地，或许就可以收获一枚忠实的粉丝，而不是让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然而这就是悲剧的所在，嵇康若真会圆滑的话，那么嵇康也不就是嵇康了，他也无法承担起魏晋风度的代言人地位。
阮籍面对晋文帝与钟会的压力，是用装醉的方式搪塞过去，这是柔的方法，柔能长存，过刚易折，所以阮籍保存了自己。但嵇康不会柔，他对于自己坚持的东西，一点也不会低头。
人性是相通的，芸芸众生，没有谁与谁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有，那就是关键时刻的选择不同。
如果可能，他也愿意平安幸福的度过一生，只不过很多时候，命运常常难以琢磨，当命运一步步的将他们推向必须做痛苦抉择的时候，在死亡与信念之间的时候，嵇康选择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连人生最基本的抉择都无法坚持内心，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的话，那嵇康也就不会成为嵇康，只是披着嵇康的皮活下去的另外一个人。
不仅对于权贵如此，对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如此，这正说明他坚持的是真信念，所以要一尘不染。
山涛是七贤里官做得最大的，他也是嵇康的好友，有一次他要辞官，就向文帝推荐嵇康顶替自己的官位。在山涛来看，这只是一番好意，但是嵇康听到后大怒，写了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但凡才华出众的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天生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至情至性，因为至情至性，他才会专情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从而在某一方面前行到别人没有达到的程度，也因为至情至性，他们比较容易摆脱物欲的诱惑，从而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自己追求的事情上面。
因此他们的心中必有一处禁地，一般不会对人开放，而一旦开放了，就一定毫无保留，不能掺一点杂质。
与此同时，一旦受到了背叛，那么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做出决绝的事。山涛作为嵇康的好朋友，做出让嵇康代官的举动，一下就让嵇康失去了理智。
嵇康失望的是他不了解自己，所以那封绝交书的开头就是：“知足下故不知之也”。
对于钟会，嵇康只是奚落一下就可以，但对于放在心上好朋友，嵇康只有通过绝交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了。看似绝情，实为至情，套用时下的话就是：多情从来最无情，情到浓时情转薄。
那句“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出自这封绝交书里，这也是钟会罗织给嵇康的一条罪名。不过嵇康虽然专门写信与山涛绝交，但他临死的时候，却对儿子说道：“山公尚在，汝不孤矣”，这是把儿子托付给了山涛。
没有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阮籍或向秀或七贤中其他好友，而是托付给绝交的山涛，这是值得品位的。
一方面可以看出嵇康与山涛的决裂是信念之争，而不是义气之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嵇康并非不懂人情世故，他把儿子托付给山涛，也是挽回了山涛因好心而被自己绝交的脸面——他在心里面还是当山涛是朋友的。
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后，嵇康就心无挂念，安心的赴死了。
嵇康的赴死，可能是中国历史中最让人能感受死亡之美的场面之一。那一天，三千太学生赴刑场求情，希望能让嵇康当自己的老师来免除死刑，但不被允许。嵇康在刑场等待行刑的时辰，见日头还早，便让人拿琴来，弹了一首绝唱《广陵散》。
周围的人听到琴声痛哭流涕，但嵇康只是惋惜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赴死，是极惨烈的，弹琴，是极雅致的，两个场面结合，就是一副绝无仅有的画面，给人前所未有的震撼。
嵇康惋惜《广陵散》从此绝响，然而我却以为这是冥冥之中恰到好处的安排，只有《广陵散》的绝响，才有资格祭奠嵇康绝世的生命之花，让他的死亡在历史的天空中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他的死也让魏晋这个在政治与武功都乏善可陈的时代，变得不像东晋那么平凡。
为什么能这样？这要从魏晋风度的意义说起。
西川有一句诗：“历史只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它人说话汇合为沉默”，这句诗也可以写作“历史只记录一个人的少数特点，其它的面貌都变成了透明。”
我们现在只能从史书上的有限资料来了解一个人，但这样子有一个弊端，就是很容易将人物脸谱化。对于刘伶，我们很可能以为他只是一个天生的酒鬼，对于阮籍，则是比刘伶好一点的酒鬼，对于嵇康，则以为他是天生厌恶媚俗的交往，所以才会被俗人钟会所害。
但这样子就过于简单了。
因为资料缺乏，所以分析古代人物时，人们不自觉的喜欢从时代背景出发，用时代的大背景作铺垫来理解人物的各种行为，以此填满人物的形象。
这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毕竟时代背景是很有用的资料，也让我们对理解当世的人物很有帮助。
鲁迅先生就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通过时代背景，以及阮籍不让儿子加入名士行列，和嵇康对儿子对训戒中分析出，阮籍和嵇康虽然表明上反对名教，但实际上是维护名教。
只不过他们维护的是真名教，与当世那些假名教格格不入，所以才采取这种放荡不羁的姿态来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
这个分析当然很合理，但我认为，除了时代背景外，也可以从他们自身的人格来理解。
从人格上来看，魏晋风度之所以独具一格，是因为代表了中国文明的人格里，最有诗性的那一面气质。
很多时候，诗人在现代社会的语言里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在许多人的眼里，诗人是一群眼高手低的家伙，眼里看着天上，却对地上的生活一无所知，因此显得迂腐和不切实际——偏偏这些家伙好像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就更气人。
但实际上，诗人不是不爱生活，一般人所拥有的欲望，诗人当然也有，只是因为太爱了生活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把自己兴趣的只停留在物欲乐趣上，而是选择继续前行。
诗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的许多贫乏，所以努力追寻心中的美好，“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的场景，或许现实中永远不会出现，但诗人通过对心里面美好的追逐，却可以用诗句把它们勾勒出来。
这与那些游玩一个地方，只是为了走马观花似的的拍几张照片的人，哪一个更像是领略了景物之美呢？
抛开一些沽名钓誉的假诗人——诗人的头衔在他们那里只是世俗的敲门砖，跟去海外只为了镀的一层金没什么区别，世人对诗人的误解，不过是因为他们达不到那样的精神境界罢了。
与生俱来的物欲，只是人的基本能力，拥有它们符合人性的本能，但是诗性却是后天的东西，拥有它们就需要付出超出本能的努力。现在社会成长的人，哪怕一个中学生对物理世界的知识也远超古人，但精神世界就未必，许多人的一生，可能都只是停留在欲的本能，而没有真正走向爱的诗性。
只活在本能的欲望里当然也没错，但若不能明白欲望的意义的话，很容易陷入偏执，认为人生除了享受没有其它目的，所以许多人的所谓爱好，实际上只是一种享受，而得到它们的方式，除了占有别无它途。
但是从诗性看来，人生是一场修行，所以真正的爱好，并不只有占有这一种方式，更高级别的，就是献身于它，这就是诗性之美。
嵇康的死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用死亡来捍卫了诗性之美。
人的一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有青春的时候和失去了青春的时候——不过这不是用年龄来划分的，也不是泾渭分明。
在青春的时候，怀着一腔热血，生命多是诗性的，蓬勃向上，热情奔放，多是谈梦想、谈超越，失去了青春后，热血已经变冷，生命多是现实的，冷静理智，保守稳定，这时候我们谈俗世、谈保持。这里无所谓对错，人生当然要面对现实，否则身无可处，但也有得梦想，否则心无可去。
只是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诗人，但我们却可以保留一点诗性，就算做不到刘伶与嵇康那样纯粹，也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既坚持内心又立身于尘世的阮籍，即便连阮籍也不想做，也不要做一个对自己理解不了和得不到的事就选择诋毁与毁灭的钟会。
这或许就是嵇康能让魏晋独具一格的原因，也是他留给其它时代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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