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琵琶，便想起来前些天看的《梦华录》。由刘亦菲、刘岩、林允三人饰演的三姐妹在东京开茶馆，一开始生意不好，没有客人，三娘便提议让引章弹琵琶吸引客人，但引章怎么也不同意。
引章说她不会在茶馆弹琵琶给那些粗鄙的客人听，他们听不懂她的琵琶，她的琵琶是要谈给那些懂音律的贵人们听得。
大致意思是如此。宋引章作为江南D一琵琶手，她的琵琶技艺之高超可谓冠绝天下。后来她也凭借弹得一手好琵琶，在半遮面一票难求座无虚席，也证明了她的技艺超群。
可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弹个琵琶还分三六九等了呢？音乐不应该是雅俗共赏的才好的么？
后来朋友告诉我说，音乐，确实有高雅低俗之分，雅俗共赏也可作为好音乐的一个标准，但有些音乐，确实是给懂音乐的人听得，比如宋引章的琵琶。这就好比魏晋名士弹琵琶，为的是聊以自娱，而非娱乐大众，这两者都有自己的坚持在。
在我国的古典乐器里，琵琶素有“乐器之王”的美称，但作为外来乐器，它是如何风靡我国古代社会，并走向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的呢？
其中缘由，陈岸汀博士在《华化与分型：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方式及其人文存在研究》（以下简称《华化与分型》）一书中，告诉了我们答案。
陈岸汀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学博士，她在中国音乐学院担任中国音乐史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参与国家著名琵琶艺术家王范地先生的琵琶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这本书是她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琵琶的“华化”与“分型”问题。
在书里，陈博士从汉唐琵琶的型制与构成、演变与分型、名实关系、人文存在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并用乐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配以余幅图像，以文献梳理与解读为基础，来研究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演奏技巧和人文历史背景。
关于汉唐琵琶的类型特征和演奏技巧，书中有详细的历料考证，这里不做讲述，只简单地说一说上文提到的“琵琶在我国古代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的问题。
1.魏晋时期对“文士琵琶”的推崇
根据汉唐琵琶的分型特征可知，汉魏至南北朝时期的琵琶为“阮咸类琵琶”，只不过此时“阮咸”尚未因为梨形类奇葩在中原的传播而有所影响。
琵琶自秦由胡入汉后，一直为宫廷勋贵们所喜爱，凡有皇家酒会的地方就有琵琶的身影。当时主要弹奏琵琶的人群，除了专业的乐伎人，还有公主嫔妃们，而与琵琶相关的音乐活动也多出现在宫廷贵族的宅院内。
魏晋时期，男性行乐人也逐渐成为主流，除了王门伶人，文人名士也喜弹琵琶，一些专业的胡人音乐家也多为男性。与之相关的琵琶音乐活动除了宫廷、私宅的宴饮活动，还多为隐逸山林、喂亲朋好友才可参加的雅集活动。
与娱乐大众性质为主的音乐活动不同，文士琵琶活动主要以自娱自乐为主。也就是文人名士自己弹琵琶助兴抒情，具有聊以自娱的音乐文化属性。
魏晋名士追求雅声，且率真、放达、任性，至情至性。而琵琶能塑造“言之不尽，弦外之意”的艺术旨趣，由躁静之功、尽舒于疾的特点，且琵琶音乐以“哀怨”为主，也符合魏晋名士“以哀为主”的精神风貌。
琵琶与魏晋名士的八字如此之合，无论是从技艺还是审美来说，都撑起了魏晋名士的“雅声”风骨，也使得琵琶在文人雅士的游晏活动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文人丝竹。
另外，从社会地位上来说，文士琵琶音乐活动属于雅事，没有教高的音乐素养，不能够参加雅集弹琵琶。同时，文士弹琵琶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文士自己的名片，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
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的阮咸，后来的阮咸类琵琶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如此，但文士琵琶也只是奠定了琵琶音乐的“雅乐”基础，真正让琵琶在历史中家喻户晓的，还属让琵琶音乐实现全社会覆盖的隋唐时期。
2.南朝宋齐年间伎乐琵琶的盛行
在琵琶家喻户晓之前，还有一段转变过渡期，即阮咸类琵琶从“秦琵琶”更名为“阮咸”的这一段时期，即“文士琵琶”逐渐没落，而“伎乐琵琶”逐渐盛行的时期。
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俗琵琶音乐的南下，歌舞伎乐繁荣发展，女性伎乐文化的兴起，文士琵琶受到冲击，文士与琵琶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起来。
与文人雅士的文士琵琶音乐活动相对立的，是教坊乐坊日渐兴起的胡琵琶女性伎乐歌舞文化。她们以为歌舞伴奏为形式，以娱乐大众、用技艺换取财帛名利为目的，为文士们所不齿。
但主流的裹挟力量是无法想象的，与主流对抗必然会受到冲击。随着胡琵琶的南下，西域胡人文化与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胡琵琶音乐也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当时的宫廷乐队中，时常有人因为擅长弹奏胡琵琶音乐而获得恩宠和赏赐，甚至还因此当了官。
这种现象对文人来说非常具有冲击力，这与他们一直以来对琵琶音乐的认知与追求背道而驰，加之胡琵琶演奏者的身份、地位和学识涵养都不甚好，文人对胡琵琶的排斥程度日渐高涨，甚至称胡琵琶是“亡国之音”。直至后来唐太宗为胡琵琶正名，胡琵琶才算真正进入了华夏音乐文化的大家庭。
再说回伎乐歌舞文化。在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下，从汉魏延续下来的权贵畜养家伎的情形一直存在，而魏晋名士操弹琵琶的风尚确立了琵琶在权贵音乐生活之中的文化价值。
到了南北朝时期，琵琶音乐文化随着宴饮享乐文化在王公贵族、氏族大家和市井之间扎根愈深，女性乐伎人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逐渐在私宅宴饮场合占据一席之地，而魏晋时期风靡一时的文士琵琶逐渐走向衰落。
3.隋唐时期琵琶音乐文化的泛社会性传播
到了隋唐时期，无论文化还是音乐，都融合了西魏、北周的鲜卑风俗和魏晋以来的关陇文化，多民族的文化交融营造出了充斥着胡人、胡乐、胡舞的开放性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人们对外来事物，包括音乐、文化的包容度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也为后来琵琶的大肆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承袭了北朝夹杂着胡乐渊源的琵琶文化，而胡琵琶到了新的社会环境之下，随着宴饮享乐文化的蔚然成风，琵琶歌舞伎乐的蓬勃发展，迅速融入当下社会文化环境。再加上隋唐时期开化的民风，开放的社会环境，掌权者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鼓励，对歌舞伎乐、宴饮享乐文化的默许，以及胡琵琶自身因其以突出技艺的弹奏特点而备受人青睐，逐渐成为隋唐时期大社会音乐潮流的主力军。
王建《凉州行》有诗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琵琶已经进一步融入了普通市民、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中了。唐代流行的俗语“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则进一步证明了琵琶的流行之广，数量之多，几乎到了家家都有的地步了。
4.为什么是“胡琵琶”？
陈博士说：“文化在本质上应当是全民共享的。”既然如此，在隋唐这个社会开放、文化繁荣、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下，琵琶随着歌舞伎乐的发展向市井社会扩散。按道理讲，阮咸类琵琶应当也在其传播范围之内，可为什么得到广泛传播的只有胡琵琶，也就是今天普遍被叫作“琵琶”的琵琶？
其实，这就是这本书研究的主题之一——分型。琵琶经历了从“秦琵琶”到“阮咸”，从“胡琵琶”到“琵琶”的名实过程，它们同为琵琶，却因为音乐文化的理念不同，为了便于区分，而改为了各自现用的名称。
秦琵琶主要在汉魏两晋时期流行，是文人摘阮的主器，乐器继承了魏晋时期“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超逸，就艺术品格当方面来说，自是尤其至情至性、寄情高远之特点的。但因为其在文化内涵上将音乐区分了雅胡俗的局限性，也没有在雅乐宫悬队列中占有一席之地，其社会地位比较尴尬。
而隋唐时期，胡琵琶已成为当下流行音乐活动中的主器。相较于胡琵琶的雅俗共赏，其新的音乐风格备受新兴贵族士大夫们的青睐，市井百姓也多有喜爱之特点，秦琵琶显然局限性大，适应面窄，社会影响力低，文化定位较为模糊，在权贵生活中备受冷落，中唐以后已少有人接触。
公元8世纪，“秦琵琶”正式更名为“阮咸”，彻底区隔了阮咸类琵琶与琵琶的现实关系，完成了重塑其乐器人文内涵的重大转折，以文人摘阮的表演形式成为文人雅集的专题活动，形成新的器乐文化，也强化了文人和乐器的紧密联系。
5.想说点什么
每次读有关汉唐历史的书籍（多为历史类），都会感叹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发展阶段的一段历史时期，其的强大吸收、接纳能力。现在读这本专业研究琵琶历史的书籍，依然有这种感觉。
琵琶从Z初的外来户，经历了从汉魏西晋的创制与归属，东晋南北朝的分型、变体与再整合，隋唐至中唐时期的“琵琶”与“阮咸”的文化身份再确立，完成了“中国琵琶”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音乐文化无国界，在此诠释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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