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背景
西汉（前年—8年）是我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开拓、内外通达的王朝之一。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一方面采取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一方面打击地方分裂势力，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文帝、景帝不断通过“削藩”巩固中央集权，长达39年的“文景之治”为西汉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成为当时东方最为富强的多民族国家。但因汉武帝长年与北方匈奴作战，耗尽国力，自此埋下西汉政权由盛而衰的祸根，至昭帝、宣帝年间虽有“昭宣中兴”，已无法挽回国家衰败的颓势，且出现了外戚专权的风气，导致王莽篡权称帝和西汉王朝的灭亡。西汉时期，出现了董仲舒这样的大思想家，在孔孟先秦儒学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为汉王朝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统治理论，提倡以礼乐治世，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兴于武帝罢于哀帝的“乐府”，是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兴衰的缩影，其中所孕育出现的相和、鼓吹等音乐作品，成为西汉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
东汉（公元25年-年）时期，刘秀称帝，重新恢复了汉朝统治。刘秀对曾使西汉政权极其紧张的土地、奴隶等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改革官僚制度，加强中央集权，通过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其后的明、章二帝都继承了刘秀的做法，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到了东汉中期，朝政由稳转乱，皇权开始由外戚和宦官轮流操控，出现了东汉末年民不聊生、内外交困的局面。
西汉时期，帝国周边的民族就开始从不同方向往中原迁徙，汉朝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各种有力措施，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由此产生了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色的西域文明。东汉时期，班超再赴西域，又一次沟通了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改变了上古以来华夏音乐相对封闭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开始呈现出以汉族音乐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
从古希腊的里拉琴和圣歌，可以看到音乐早期的发展，也出现在西汉时期，毕达哥拉斯为古希腊音乐理论的奠基人，数学和音乐学密不可分，后期逐渐发展了五线谱理论，但并没有像汉代音乐那样系统全面。
二、主要音乐成就综述
1.汉代音乐文化的交流
域内交流：南北音乐文化的共生性增强；楚乐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产生广泛的影响。
域外交流：传出方面，西汉初期，居住在今甘肃河西地区的月氏族和乌孙族先后将中国的音乐文化带到中亚和南亚；燕人卫满率人到今朝鲜境地，促进了中朝文化的交流；东汉时期，匈奴族分裂，北匈奴西迁，定居于东欧匈牙利，把中国的音乐文化带到他们所经地及居住地。传入方面，张骞出使西域，将《摩诃兜勒》一曲带回长安，胡笛、胡箜篌及杂技、舞乐随西亚文化传入中国；东汉时期，佛家由新疆传入中国内地，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
2.汉乐府
汉承秦制，官方设太乐和府乐两个音乐机构，其中太乐是掌管宗庙礼仪的雅乐，乐府掌管皇帝巡行、郊祀、宴享等礼乐大典事宜的俗乐，后者更加充满活力。汉乐府最早可以追溯到刘邦的《大风歌》，后君为追思高祖功德，常规配置人甚至更多，在主观上为适应宫廷享乐所需，但通过各地民歌的采集，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
3.主要音乐作品
相和歌，是汉代北方民间歌曲的总称，两汉及魏晋时对民间歌曲作艺术加工形成的歌、舞、大曲等音乐。最初表演形式是没有伴奏的歌谣，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加入敲打一类的伴奏乐器，是一种俗乐个歌曲，相和歌作品数量相当丰富，大致分为九类，有歌有乐的有“相和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有调无辞的有“但曲”。
相和大曲，是一种有歌、有舞、有器乐曲的多段式歌舞大曲形式，《宋书·乐志》记载了汉魏时期15首歌辞，如《陌上桑》、《碣石》、《东门行》、《白鹄》等等。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吗，东汉末年就有关于此曲的记载，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密谱》一书标，谱中标有“刺韩”、“冲冠”、“发怒”、“投剑”等分段小标题，全曲45段六个部分。采用“慢商调”定弦，以正声为主体，深入细致展现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思想情绪，刻画他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正声后主要表现对他英勇壮举的歌颂和赞美。
《新声二十八解》，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创作改编，魏晋后丢失。
4.音乐美学
汉代音乐美学思想与同时代的文化思想共同发展各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及论著都论及音乐，主要有汉初刘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乐记》等。
《淮南子》有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方术之士编制而成，论文字虽零散，思想却全而系统，对音乐多种矛盾关系作了探讨，涉及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和功用等多方面问题。
《春秋繁露》以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去改造原始的儒书术，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
《乐记》的作者不详，曾有所王禹所献24卷和刘向所校23篇两种传本，虽遗失，但其文字部分散见于西汉代戴圣《礼记》、司马迁《史记》、刘向《说苑》、班固《白虎通》和应劭《风俗通义》。它强调音乐与伦理、社会政治的关系，将音乐视作教化的工具，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被人们公认为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经典。
三、器乐
1.吹管乐器
排萧：先秦已有的排萧，汉代普遍应用于鼓吹、骑吹的乐队中。
笛：汉代时，笛已经有横吹、竖吹两种。
羌笛：是我国羌族的乐器，原只有四孔，后来京房在后加了最高音的按孔成为五孔。
竽：先秦以来即一直流行的编管乐器，多与瑟组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22管竽。
笳：出自西域，又名胡笳。最初大概是卷芦叶而吹之，后来可能把芦苇制成哨，做成类似管子一类的乐器。
角：最初源于动物的角，后来有用竹、木、皮革、铜等材料制成。
2.打击乐
编钟、编磬：年出土汉代文物显示，编钟一套19件，分上下两层悬挂，每个钟的正、侧鼓部均可以发出构成大三度或小三度音程的两个音，全套编钟七声音阶齐全，可达四个八度之多，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早期编钟，被誉为“西汉第一编钟”；编磬有完整的音阶，七个音阶，音域达到八度以上。他们可以齐奏或合奏。
筑：先秦时期已流行的击弦乐器，史籍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的记载。马王堆3号墓出土一件筑，其前端似琴，尾部细长，可张五弦，演奏方式是左手执筑，右手持细棒击弦。
3.弹拨乐器
瑟：西周时期已广泛应用，长与琴合奏，称“琴瑟和鸣”。秦汉时期，瑟被广泛用于相和歌、清商乐中。
箜篌：又称空候、坎候、坎坎等。有卧箜篌、竖箜篌两种。卧箜篌与瑟相似，横卧式弹奏，又称“箜篌瑟”，源自本土。竖箜篌又名胡箜篌，竖式弹奏，汉灵帝时又西域传入。
琵琶：秦汉时期流行的琵琶为直颈、共鸣箱为圆形的弹拨乐器，又称秦琵琶、汉琵琶、秦汉子，后来又名为阮咸，即后世的阮。东晋时期印度传入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共鸣箱和颈连接成梨形，便于横抱或斜抱演奏。
4.古琴
西汉中期至汉末三国之际，琴成为随着相和歌、相和大曲的重要伴奏乐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七弦琴体长82.4厘米，共鸣箱约占琴长的三分之二。
四、主要音乐家及音乐理论家
1.李延年（？-前90）
李延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他“性知音，善歌舞”，被汉武帝封为协律都蔚。他善于歌唱，“每为新歌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他还擅长作曲，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祭祀天地所用的《郊祀歌》十九章，便出自他手。他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记载，善于运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人，他曾根据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他是乐府机构的领导者，为乐府的繁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2.董仲舒（前-前）
西汉时期的思想家，河北信都人，公元前年为武帝所用。他所提出的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兴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著有《春秋繁露》一书。他提出的音乐思想主要有：强调礼乐是治国的必由之路；认为创作音乐必须以天下大治、人心和乐为前提；强调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先质而后文”，即音乐的内容作为形式的先决条件。
3.京房（前77-前37）
西汉学者，本性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人。京房的地位得益于他的音律学造诣，他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提出了六十律的理论。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律和第十二律之间存在的音差，继续损益推算，将一个八度分成六十律，后世称之为“京房六十律”。京房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成为“准”的定律器，后世成为“京房准”。
参考资料：《中国音乐史》（喻意志编著）；《中国音乐简史》（主编陈应时，陈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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