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钟嵘其人，是在大学课堂上教授言其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余平生无甚所好，唯诗与词情有独钟。即有所好，便欲识其好坏，知其源流。遂查经阅典，知其有《诗品》一书，视与《文心雕龙》之于论文，勒为成书之初祖也。书之论诗，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也。遂将余之所得，记述一二，至于余之所言，不过尔尔。
所谓知人论世，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论其人也。钟嵘，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颖川长社人。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鉴13年开始撰写《诗品》，天鉴17年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
仲伟先生之《诗品》，乃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诗专著，对南朝齐、梁时代之五言诗做了系统的论述，书中许多精辟的见解当世仍奉之圭臬。
所谓文以载道，不平则名。齐梁时期写作五言诗风气正盛，然各人嗜好不同、意见分歧、没有准则。一些见识浅薄之辈以鲍照、谢朓为古今独步，学习他们也只得其皮毛，而将曹植、阮籍等建安风骨笑为古拙。仲伟先生对当时“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的诗风深表不满，同时他认为过去之文论，鲜有对作家及作品之品评，有失文学批评对创作的指导作用。遂作《诗品》，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
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字余曰灵均”，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祁寒，斯四候感诸诗者也。寄诗以亲，托诗以怨。或有塞客衣单，游子漂泊、怀才不遇、壮士戍边、夫妻分别，凡此种种，非诗何以述之情深，非诗何以展陈其义。诗有六艺：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
《诗品》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先例，以五言诗为主，分上中下三品品评了两汉至齐梁作家计人。沿其目录，从汉都尉李陵至宋临川谢灵运；上计秦嘉、徐淑迄梁左光录沈约；汉令史班固、孝廉郦炎到梁步兵鲍行卿。书中所评之诗人，源出《国风》、《小雅》、《楚辞》三系，通过对诗人的具体分析，论其品第。然则篇幅不小，此处暂时不表，只取上品之曹植、阮籍，下品之曹操悉而论之。虽不能算之圭臬，亦可姑妄听之。
曹植，字子建。钟嵘评其“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体被文质。”曹植生于黄巾起义之际，天资聪慧，奇才敏捷。少时以才学为曹操所宠爱，曾一度欲立为太子。然因其任性而行，饮酒不节，惹怒曹操，宠爱日衰。曹植一生虽志在建功立业，不屑为文，然其最终却以诗歌著称，兼善辞赋和文章。其诗歌创作以黄初元年曹丕称帝为界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歌唱政治抱负、渴望建功立业及描写贵族生活。如其《白马篇》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整篇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描写了边塞游侠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全诗风格雄放、气氛热烈、语言精美，称得上情调兼胜。方东树《昭昧詹言》云:此篇奇警，后来杜公《出塞》诸什，实脱胎于此矣。再如《赠白马王彪》中“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以及“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诗中体现的悲伤、痛恨、无奈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诗人前后诗风的转变不可谓不大。曹植评价自己“雅好慷慨”，“慷慨”一方面是由社会不平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其渴望建功立业的壮怀，其前期的诗风，可用“慷慨”两字概括。后期由于再三改封、居处不定、兄弟隔绝、衣食不继、功业无望，遂常以“弃妇”“游仙”来表现自己苦闷的感情。所以曹植后期的诗多抑扬哀怨。虽然诗人前后诗风转变很大，但却不离“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仲伟先生说其璨益今古、卓尔不群，实乃不虚之言。
至若阮籍，仲伟先生评其“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所谓我手写我心，阮步兵之诗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阮籍少时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常闭门读书，经月不出。他本有经世之才，但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因不满当时统治集团的荒淫与专权，遂纵酒昏酣，托意老庄。其行为怪异，深为礼法之士所深痛恶绝。常独自驾车，车迹所至辄拗哭而返，这又说明其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讥讽世事，抒发忧生之嗟，而又多有所隐蔽，诗风曲折而又慷慨浑朴。所以钟嵘认为阮籍的诗歌“其源出于《小雅》”，然而后人却有不同的意见，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阮籍《咏怀诗》其源本诸《离骚》；晚清刘熙载《艺概》则认为阮步兵之诗出于《庄》。鄙人因才疏学浅，步兵之诗出就避而不谈。就其《咏怀诗》之“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以表余之所得。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心脾，其写景必察人耳目。诗人将自己无形的忧思转为“鸿号、鸟鸣”等直观的印象，其悲凉郁结的心境也跃然纸上，情动于衷而鉴于吟咏。概其如此，颜延之为其咏怀诗注解，胆怯而不敢言说其意旨所在，真乃言近旨远，意在言外。
言钟嵘《诗品》之品第，后人颇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曹孟德位居下品，意见尤多。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世人认为，仲伟先生对如曹操等许多诗人的品第，的确存在问题，而成为《诗品》中最显著的缺点。说曹操屈于下品，魏文不列上品，少损连城之价。然而，不仅由于各人体性赏识不同，毕竟年代久远，对各人的评价不可能都一样，而且他们出发点不一样，最初钟嵘作诗品，是因疾世淆乱，欲为口陈标榜，而后人竟是抱着一家之见，汲汲于品次之高低，忽略了它的本质，文非苟作，若非情郁于中，不能自已，不欲铺文弄墨于世前也。有人涉猎虽广，或研究虽深，却始终未悟文章忠恕之道，以及诗教之本，“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这八字甚至是“国学”之精。这八字摇心荡神，动物感人，做人也不为过。退一步说，曹操退居下品也未为过。记得魏征说过，魏之三主雕虫刻篆，忽君人之大道，非人君所务也，曹操东征西讨，虽有小创，未为失志，中情未尝少抑，幽恨之情不发，难称作者。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曹操功盖寰宇，略为少恨，本无意于创作，聊以发豪壮之情，未为不可，就正如不解今世为何如此追捧毛泽东诗词一样。余所认为，曹公之诗如其“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句，诗虽不缺豪壮之情，然却与仲伟先生所倡之文质之美的完全集合有所差异，其诗太过一览无余，仲伟先生将其列入下品理所应当。亦或因余才能鲜薄，所理解的不过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若能裨捕阙漏，有所广益，实乃余生之所幸矣！
所谓诗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若能将赋、比、兴三者兼而用之，使表现之文意，不过深过浮，恰到好处。让读者既不一览无余，也不感到难以理会。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问之者动心，此诗之至矣。
仲伟先生之高才，如灵蛇吐珠。余观乎《诗品》，风流文字频频驻足，盛世赞歌嗡嗡作响。余平生见所未见之华丽词藻，竟不可述之一二；古之闻所未闻之妙手，与其比肩者仅之手只数。嗟乎，余位末名卑，能拜读仲伟先生之《诗品》已乃人生之大幸，至于余之所言，不过尔尔，余不胜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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