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魏晋之际是一个政治动荡、血雨腥风的年代。文人们为避祸，主要采取远离政治、借酒避祸、佯狂逃世、寻仙吃药、清谈玄论等。
魏晋之际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治动荡，统治阶级之间互相残杀的年代。先是曹魏篡汉，之后是司马氏篡魏，均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争斗残杀。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笔杆子是不敢与刀把子较劲的，人命如同蝼蚁之命，文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脑袋搬家，以致有“魏晋名士少有全者”之说。
为了避祸之需，所谓“魏晋风度”就应运而生了。其表现方式有：
一是远离政治。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陶渊明。陶渊明曾当过七品小官，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奴颜婢膝伺候官场小人，而喟然长叹说：“吾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毅然解印辞官，归隐故里，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刈草的生活。
一般来说，政治清明，文人们也想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博取功名；政治黑暗，文人们则隐形遁世，远离罗网。这就是所谓用舍行藏。
东晋的现实如此黑暗，诗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诸于虚构的笔端，因而陶渊明虚构了一篇《桃花源记》。
在这个虚构的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男女老少，和谐相处。人们淳朴好客，热情待人；
这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也十分优美。
作者描绘的理想社会，与东晋的现实相去甚远，作者只能寄理想于文学作品的虚构了。
桃花源中寄理想另一名隐士孙登，以不言沉默，远离政治。
他没有家眷，在山上掘土窟居住，夏天编草为衣，冬天披头散发，此人从不恼怒。
有人试着把他推入水里，想看他到底会不会发火，结果孙登出水后就大笑起来。
他从不多言，总是保持沉默。
名士阮籍看望他，孙登不予理会；嵇康与他交游三年，问他有什么愿望，他也不回答，让嵇康叹息失望不已。
临别时，嵇康又问孙登：“先生真的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孙登终于回答：
“人都是有才分的，关键在于认清时势，以保全性命。你很有才能，可惜见识太浅，如今的世道怕是容不下你！”
嵇康未听从孙登之言隐退，口不择言，后果被司马政权所杀。可见，孙登是以沉默不言而避祸。
二是以酒避祸。
酒既可以让人热血沸腾，情绪冲动；又可以麻醉人的神经，让人浑浑噩噩，不知今夕何夕。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平生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
《晋书.刘伶传》载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这种酒徒，别人如何奈何得了他。
嗜酒如命死便埋另一位“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阮籍，也是以酒避祸的高手。
他处处以酒作掩饰，巧妙地瞒过了对手。你看他出仕的目的也是为了喝酒。
据说阮籍当面向司马昭请求出任步兵校尉，大家都觉得十分惊奇。因为这个官职一般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来担任。阮籍作为一介弱不禁风的文士，何能担当此任。
阮籍却回答道：“我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来担当这一官职，我愿出任这一职务。”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
谁知阮籍上任后，草草应付完公事，一头扎进兵营厨房里清点存酒，并与刘伶等人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晋书.阮籍传》载，司马昭为了笼络阮籍，曾为儿子司马炎求婚，想与阮实行联姻。阮籍虽不愿意，又不敢显拒。于是用酒来解围。他连续大醉60天，让前来提婚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张口，司马昭只好作罢，打消了联姻的念头。
邻家有一个美貌少妇当垆卖酒，阮籍时常光顾，并不拘礼度，常常喝醉了就躺在少妇脚下酣然入梦，也不在乎别人议论什么。魏晋之际的美酒，成了文人们逃避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文人们伪装自己的道具。
三是佯狂避世。
这些文人们的表现，无非想让人们觉得他们疯疯癫癫，神经极不正常而不被重视，而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统治者就会觉得他们不会有多少威胁，放松对他们的警觉和监视，他们清醒反倒易惹麻烦。
例如，酒鬼刘伶，纵酒旷达，常常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地躺在屋中。为此别人讥笑他，他却说：
我以天地为栋衣，屋舍为裤衣，你们自己钻入我的裤中，我何错之有？别人也拿他奈何不得。
天地屋宇为衣裤阮籍则喜欢独自驾车，率性而行，走到无路可走时，则大哭一场。
王勃《滕王阁序》中云：“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种做法，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清楚。
一些士人们还常常如疯子、叫化子一样，不修边幅，“扪虱而谈”，这居然成了时髦美事。
四是吃药寻仙。
社会现实如此黑暗残酷，如何脱离呢？只有神仙不受人间制约，所以一些文人们就服起药来，企图以此长生不老，成仙飞天。
例如，何晏就吃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其成分为：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和一些其他的药。这种药吃了以后浑身发热，所以衣服不能多穿，要穿也需宽大一些，以便散热。
寻仙吃药远现实与何晏一起吃药的，还有王弼、夏侯玄这些名士。社会上一些人为了附庸风雅，也跟着吃起药来，渐渐成为一种时尚。
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与名士的区别，只是能吃药但写不出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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