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琴是日本的传统拨弦乐器，也是日本唯一固有的弦乐器。弦数为六，形制似筝但较为细长，有大、中、小三种型号。
大号长六尺二三寸（约厘米）、中号长六尺（约厘米）、小号为五尺八寸（约厘米）或五尺（约厘米）。由“弭头”、“苇津绪”、“柱”、“槽”等结构构成。
琴体由桐木制成，将一整块木材做成舟形后装有衬里，尾端有5处梳子齿形的凹槽，由此产生的凸部称为“弭头”。
“弭头”将琴尾分成六个部分，犹如鵄（鹰）的尾巴，因此得名“鵄尾琴”。琴体中间有六个通弦孔，张弦六根，因此又名六弦琴。但文献记载也有七弦、八弦的和琴。如《古事類苑》记载：“和琴一类的天沼琴、天之鸟琴，有七弦、八弦等”。
和琴现在作为“雅乐琴”一般用于“神乐”、“东游”、“催马乐”等雅乐伴奏。但在平安时期，受到贵族的喜爱，也被用于宴飨娱乐。平安时代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贵族们常在各种场合演奏和琴。
既有贵族们私下的自娱自乐如《源氏物语?松风卷》：“月出之时，弹奏的乐器有琵琶与和琴”也有朝臣宴饮之时在大殿之上作为助兴表演《中右記》：“次召管給（絃）具、各置所役人前、內大臣、琵琶、民部卿、拍子、三位中將、笛、予、笙、有賢、和琴、先吹雙調。”
可知和琴常与琵琶、拍子、笛、笙等乐器共同演奏。甚至在佛教法事上也有所应用《政事要略?卷二十八》：“延喜十三年十二十九有御佛名、廿一日竟夜、御導師景鈴、诵錫杖之間、調琴及和琴、導師和音韻如水乳、仍給御阿古女。”可知在此次仪式上，同时用到了七弦琴及和琴。
在上述文献中，所使用的乐器明确记写为“和琴”。因此平安时期的文献中存在许多对于记载的弦乐器究竟为何种乐器并不明确的事例。
如《九历》：“天德三年十月十九日九日、召内教坊女妓、於清涼殿西渡殿、令弹琴、给飨禄事。文中仅提及演奏者为内教坊女妓，以及演奏地点为清凉殿西渡殿。
《中右记》：“主上御殿上、執栢（拍）子自令御歌兼實（藤原）朝臣、琴、宗輔朝臣、笛、師時、家俊、拍子。”以上文献中仅记录演奏的乐器为“琴”并未涉及琴体结构及演奏方法，因此对于这些文献中的“琴”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与辨析，才能确定是否为平安时期的“七弦琴”。
通过对平安时期文献的检索与整理，可以发现平安时期的日本的和琴常用名称有“和琴”、“倭琴”等。七弦琴的常用名称有“七弦琴”、“唐琴”、“虞琴”等。如文献中出现上述专有名称，则可以直接判断。
但在实际应用中，平安时期的日本文献中以“琴”等模糊性乐器名称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这些未详细标明所使用乐器的文献史料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与辨析。
平安朝七弦琴相关文献之文学辨析法黄翔鹏先生在研究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问题时提出：“古代音乐作品天然和诗、词、曲、剧等音乐文学的形式规律有着紧密联系。”
故而，在借助文献史料研究日本平安时期的琴乐活动时，我们必须先了解日本平安时期这一中日文化融合的特殊时期的相关背景。尤其是对于七弦琴这一蕴含浓厚文化色彩的乐器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平安时期的日本对于七弦琴的受容蕴含在平安时期日本对于汉文化的受容之中。
因此在判断某些文献中的“琴”无法根据其形制、演奏方式、音响色彩判断是否为中国的七弦十三徽的“琴”时，还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根据文献的语境、上下文的使用的其他文学意象以及关键词进行判断。荷兰学者高罗佩作为最早研究中国琴乐传播日本的代表，其在《中国古琴在日本》一文中中提出几个不得不提重要的观点。
其一：他指出日本众多历史文献中的“琴”指的并不是中国的古琴。其二：平安时期的日本人可能认为中国汉诗文中的“琴”的就是他们演奏的筝式乐器。即高罗佩认为东皋心越之前，日本人所认为的“七弦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七弦琴。这些观点是本论题在开篇之前必须考证的。
若如高罗佩所言，平安时期大量文献中的“琴”均不是指的中国的“七弦琴”，或者平安时期日本人所理解的中国的“七弦琴”有误，则平安时期七弦琴之研究就无从谈起了。高罗佩指出平安时期日本历史文献中的“琴”指的并不是中国的古琴。探究这一观点是否正确的最佳办法就是对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考证。
《文德天皇实录》卷第九：“臣本以踈慵酷厌俗务，爱稽生之不堪，好阮公之孤啸，常愿日夜对山水而横琴，时时翫鹰马而陶意。自参端楑以来，未甞一日不懐辞退之志”《续日本后记》卷第十二：“素心所爱思欲无位无号，诣山水而逍遥，无事无为翫琴书以淡泊。”
《续日本后记》卷第二十：“淳和天皇之草书人不能别也，并工弓射屡御射塲，至皷琴吹管古之虞舜汉成两帝不知过也”《御游抄内宴》：“天历元年正月廿三日。重明亲王弹琴（春莺啭、席田、清酒司。”《御游抄内宴》：“同五年正月廿三日。笙，朝中朝臣、右近中将藤原朝臣。比巴，延光朝臣。筝，左大臣实赖。琴，式部卿重明亲王。”
以上例证中有关“琴”描述可以看出，在平安时期文献中确实存许多无法通过文字直接判断“琴”的形制、音色或者是演奏方式的情况。但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早在平安初期，日本人对于七弦琴的形制结构、文学典故甚至演奏技巧都有深入的研究。
在此前提之下《续日本后记》形容淳和天皇琴技之高超时，以“皷琴吹管古之虞舜汉成两帝不之过也”一句中将琴技与中国历史上的“虞舜”、“汉成”二帝比较以彰显琴技之高超，足以证实淳和天皇确实擅长演奏来自中国的七弦琴。
日本编年体史书《王编年记》中也以同样的语句形容仁明天皇高超的七弦琴演奏技巧：“?然经史，讲诵不倦。律錬汉音，辨其清仪。几阙百家莫不通览，至于鼓琴吹管古之虞舜汉代两帝不过之也。”
《文德天皇实录》卷第九中皇子源信以“爱稽生之不堪，好阮公之孤啸，常愿日夜对山水而横琴”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和追求，其中以“横琴”与嵇康的放浪不羁、阮籍的苏门长啸并列以表现对豁达人生的追求，在这些语境中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琴”必然是指的七弦十三徽的中国“七弦琴”。
而除此之外的即未提及琴体结构、演奏形式又未出现“虞舜”、“嵇康”之类中国典故的文献中的“琴”又该如何判断呢？日本的平安时期，正是继承了自奈良以来的向中国学习“唐风文化”的传统，并将它推向顶峰的辉煌时期。
平安时期的日本对于“唐风”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以统治者和贵族为代表自上而下的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模仿和学习。在此期间来自中国的“唐风文化”即“汉文化”与日本本土的“国风文化”即“和文化”演变出一个融合与创新的过程。而其中作为“唐风文化”的代表——“汉文学”对于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日本来说，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发展程度都是最好的学习范本。
平安时期的官学体系中可以看到平安时期的日本甚至直接规定将汉籍作为官方教材。《令义解?卷第三?学令第十一》：“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爲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周易”、“尚书”等来自中国的经典成为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
从这一律令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学”体系在日本官方教育中的价值与地位。而平安时期的日本对于“汉文学”的学习也硕果累累，在学习汉字并将其作为朝廷的官方文字后，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如被奉为日本史学濫觴之作的“六国史”等，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将“汉学”纳入官学体系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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