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认识阮籍，是从《滕王阁序》中一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开始。那么，他哭得到底能有多“猖狂”呢？
《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就是说阮籍喜欢没事驾车出游，四处狂飙，一到路的尽头，无处可去了，就嚎啕大哭。
这般疯疯癫癫，放荡不羁，倒是符合魏晋时以超脱世外为荣的名士风度。只不过，恰恰是因他身处动荡黑暗的魏晋权势之争中，前有山涛投靠司马氏平步青云，后有嵇康宁折不弯引颈就戮，才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疯癫无状，无故痛哭，究竟是不加掩饰的秉性，还是穷途末路之下的一种悲歌？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
一个人的性格与他先天的成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像李商隐年少失父，与母亲姊妹生活长大，诗文中便处处透露着忧郁朦胧的气质；晏殊从小抱着他宰相老爹的金大腿长大，所以即便后来家道中落，也难食人间烟火。
而阮籍亦然。
他三岁失父，自小随寡母生活，性格上多有孤僻怪诞之处，又出身清贵，聪颖不凡，所以也养成了眼高于顶，蔑视礼法世俗的性格。
大约在十六七岁时，阮籍随叔父阮熙到东郡，见到充州刺史王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按理说，你一个小辈，又无官职在身，见到堂堂刺史，连句话也不说，忒没礼数。可要是有礼数，他就不是阮籍了。就是这种目空一切的自我态度，赢得了王昶大人的另眼相待。
后来待他长大成名更是不得了，待人接物转换自如的“青白眼”，流传至今。尤其碰上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儿，一入竹林，那可好，如鱼入海，鸟投林，放开了所有的束缚和羁绊，彻彻底底回归了大自然。
想象着，一群狂浪洒脱的风流名士，饮酒舞剑，弹琴长啸，醉罢倦罢，便在苍茫云野间，和衣而眠。何其快活！
说到底，阮籍天性便属痴狂，自由而纯粹，干出驾车无路便失声痛哭这事，也让人不觉奇了。
生不逢时，运不逢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阮籍虽然崇尚老庄，但从他的诗文“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中也可以看出，年少的他，曾有并肩先贤，治世济民之志。
谁又不想呢？
若不是天下纷乱，动荡不安，谁愿意龟缩在一个小小的桃花源里呢？
整个魏晋玄学，可以说都是生不逢时的产物。所谓一代名士风骨，听上去逍遥物外，其实都是儒生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催眠，明哲保身。
站在广武城上，观楚、汉古战场，阮籍怅然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凤凰输了，麻雀赢了，这是多少人心里的意难平。阮籍表面好像在评判刘邦成就帝业，天道不公，实际上正是借古讽今，影射司马氏犯上作乱，狼子野心。
当时曹魏式微，日渐衰亡，司马氏权倾朝野，大权独揽。为了拉拢士儒清贵，也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司马氏与许多簪缨世族联姻。
司马昭就曾替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亲。人人垂涎的国丈之位，却让阮籍避如蛇蝎，司马氏一来谈亲事，他就醉成烂泥，足足喝了六十天的酒，两月之内晕天倒地，才将将避过此事。
君不明，臣不贤，社稷危，纲纪乱。曹爽和司马昭的权势争锋中，绝对不是出头的好时机。所以阮籍纵然有心于黎民，却无意于朝廷。
可是糟心又令人发笑的就是，阮籍向来倾向于曹魏正统，可最后大半的为官生涯却是在司马氏麾下度过，他先后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手下任职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并且最后以步兵校尉的官衔结束此生。
任性妄为如阮籍，一生不曾逍遥山水老天涯，也不曾安身立命平天下，儒道两者的追求，他统统没有做到。世恶道险，难道还不许他在生活中肆意妄为，痛哭一番吗？
挚友身死，穷途末路
嵇康身死，广陵散绝。我想，在那一刻，阮籍心里应该已经预感到他身死魂消的不久了。这两个最惊才绝艳的人，看上去走的路不同，可是大义在心中，既为挚友，相为谋，道又怎会不同？
有人说，阮籍比嵇康活得通透，也活得圆滑，所以能全身而退，保全己身。其实不然，嵇康的死已经削去了阮籍一半的灵魂，向来都是死的人壮烈自由，活着的才痛苦无助。
阮籍被迫投效了司马昭，但他深知权力的漩涡会让人粉身碎骨，所以他只愿意做一个手无实权，每日买醉的步兵校尉。
他行为放诞，荒唐疯癫，整天喝得烂醉，听说有户人家女儿死了，他哭得比亲爹还伤心；驾车出游到了荒郊野外，路到尽头，精神病一样又是痛哭一顿。
司马昭的下属曾经“举报”过阮籍尸位素餐，可司马昭一笑而过。说到底，阮籍是否有才华，他的才华是否愿意为他们所用，根本没人在乎，只要他不像嵇康那样死硬着与朝廷作对就成。司马氏需要的，只是阮籍挂着朝廷命官的名声，来彰显当今的圣明贤德。
嵇康死后，同年，阮籍也逝去了。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阮籍生性是竹林七贤中最放纵不羁的，却是一生过得最压抑沉郁的。他既不像嵇康，去得坦然痛快，也不像山涛，做官毫无负担。
天性古怪不假，可半生在穷途末路之中挣扎，他也只能借长啸，借痛哭，借癫狂的表象，来抒发自己的悲郁和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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