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赵佗，史称尉佗，秦末据南海、桂林、象郡而自立，建立了秦汉之际割据岭南的南越国政权。由于赵氏南越国疆域不仅包括了今中国两广地区，亦涵盖了今越南的北中部，使得赵佗及南越国遂成为中越两国所共有的一段历史记忆。
仅就越南史而言，赵佗及其南越国上接越南古史(即其传疑时代)，下续中国中央王朝郡县越南的历史(即郡县时代)，是越南历史逐渐由神话传说向信史叙事转变的过渡时期。尤其是赵佗，其在越史叙事中是一位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历史人物。
郭廷以曾指出“影响越南文化历史最钜的为西汉前期的赵佗”，凯斯·泰勒则认为赵氏是“最早在越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之一”。
由于赵佗与其历史叙事密不可分，遂成为越南史家追溯和书写本国历史的重要环扣，最终在其史籍中形成了不少差异性甚至大相径庭的赵佗形象。越南史家对赵佗形象的最初书写可能源于丁朝(－)以来其统治阶层中形成的南越王的政治情节与认同。
早在丁部领称帝建国以后，便册封其长子丁琏为南越王，并以丁琏名义向宋廷朝贡请封，建立了中越传统宗藩关系。
前黎朝(－)以后，宋廷又形成了追封越南亡故君主为“南越王”的惯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南越王”认同。
自宋真宗景德四年()首次追封黎桓为南越王以来，宋廷先后追封黎大行、李太祖、李太宗、李圣宗和李仁宗两朝五代君主为“南越王”，直到宋孝宗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以后才正式停止，其持续时间长达余年。
由于“南越王”号频繁出现于越南国内政治生活和中越官方交往之中，就势必要求越南的政治家和史家去追溯其历史源流，而史籍中最早的“南越王”又莫过于赵佗。可能正是在追溯“南越王”号的过程中，越南史家开始将赵佗与本国历史联系起来，形成了对赵佗的最初书写。
丁朝至李朝(－)三代文献均未留存下来，我们已难以获知赵佗进入越南历史叙事的准确时间和具体情形。
但查现存最早的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可知，李朝末代女皇李昭皇曾下禅位诏书一道，其开篇讲的就是“自古南越帝王，治天下者有矣，惟我李受天眷命，奄有四海，列圣相承，二百余年”。
众所周知，李朝自圣宗开始已建国号为“大越”，对内遂自称“大越”或“皇越”，李英宗时宋廷又赐其安南国号，对外称安南。
而昭皇这道诏书既没有延用“大越”、“皇越”等自称，也没有使用安南国号，反而是以“南越”自居，“南越帝王”的历史叙事中来进行定位。由此推测，至少到李朝末年，越南史家可能就已将本国历史上溯至赵佗及南越国时代，进而为统治阶层所接受，才有了昭皇诏书中“自古南越帝王……惟我李受天眷命”的官方认知和历史记忆。
由于《大越史记》是黎文休奉陈太宗之命修撰的，
有官修正史的性质，代表了陈朝官方对赵佗的政治定位和历史认知，遂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至陈朝中后期，又相继有黎崱作《安南志略》(以下简称《志略》)，佚名作《史略》。此二书亦基本因袭了黎文休对赵佗的史观，仍将赵佗视为越南开国之君，分别为赵佗及南越国作《赵氏世家》和《赵纪》，将其置于越史开端。
当然，此二书的笔法亦各有特点:就《志略》而言，由于黎崱是降元入华的越南人士，他作《志略》时已身处中国，因此黎崱虽然亦将赵佗视为越南开国之君，但其历史视角则更多受到中国史观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介于中越两国士人历史认知之间的笔法。
如在对待赵佗及南越国时，黎崱既没有如司马迁等中国史家那样仅将赵氏视为中国周边的蛮夷，为其设置四夷列传;也没有完全如越南史家那样为赵氏设立帝王本纪，反而效仿《史记》设立“世家”，将赵氏定性为中国“天子所封、世代名号相袭的王侯”综上所述，由于“南越王”号的持续作用，迟至李朝末年。
越南史家可能就已经将赵佗及其南越国与本国历史联系起来，由此才有了昭皇禅位诏书中将“南越帝王”与“我李”相接续的官方历史认知。陈朝时期，赵佗则正式进入越史叙事体系之中，其曾“自立为帝，与汉抗衡”的史实则被黎文休进行了刻意的放大，最终将赵佗书写和塑造成了作为越南本国正朔与开国之君的“赵武帝”。
这种将赵佗奉为越南“开国之君”的书法，实际就反映了越南古人对赵佗历史记忆的第一次重要转向。
即在越南从中国独立之初，由于缺乏完整且成熟的本国历史叙事和话语体系，越南古人对于赵佗的最初历史记忆可能仍因袭自中国史籍的记载，即仍将赵佗视作“割据中国岭南地区的南越王”。
迟至李陈时期，尤其是官修正史《大越史记》成书以后，将赵佗视为本国“开国之君”的历史记忆则日益成为越南社会的一种官方和主流认知，稍晚黎崱所作的《志略》、佚名的《史略》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或强化了这种记忆转向。
直到后黎朝(－)建国前夕，这种历史记忆仍为越人所因袭，如阮廌曾于年作《平吴大诰》，其中就有“惟我大越之国……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的说法，仍将赵氏南越国视为肇造其国的首个王朝，赵佗无疑仍是越南的开国之君。
宣德三年()，明宣宗弃守安南，黎利建立后黎朝，越南王朝国家的独立意识再度高涨，史家开始重新追溯和构建本国古史。与陈朝史家所不同，本次对古史的追溯和构建开始触及越南开国之君和国统起源，阮廌应为最早进行此类尝试的史家。
阮廌，号抑斋，后黎开国功臣，官至入内行遣、吏部尚书等职，亦曾“知中书监国史院三馆事”，是后黎初年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史地学家。黎太宗绍平二年()，阮廌作《舆地志》，并将其进献给太宗。
继承了阮廌将本国开国之君和国统起源上溯至古史时期的观念，亦称泾阳王为“百粤始祖”，正式将之奉为本国开国之君和国统起源。
通过上述改写与修订，吴士连从逻辑上、国统上、时间上将越南古史叙事中的安阳王与原有信史叙事中的赵佗严密地接续了起来，在利用赵佗这一真实历史人物来印证安阳王传说乃至整个越南古史的可信性的同时，亦将赵佗由原本的“开国之君”改写和重塑为了延续安阳王国统的“继统帝王”，从而引发了越南古人对赵佗历史记忆的第二次转向。
由于吴氏《全书》是受黎圣宗之命所作，因此该书具有后黎官修正史的性质，其将赵佗作为“继统帝王”的观点亦成为当时越南官方对本国历史书写的一种官方话语。此后，又有武琼和邓鸣谦分别作《大越通鉴》和《咏史诗集》。
《大越通鉴》成书于洪顺三年()，述及鸿庞氏至黎太祖初年的历史，亦包含赵佗时代。由于该书已佚，已难以获知其关于赵佗的具体笔法了。但武书成书后不久，又有黎嵩据是书作《越鉴通考总论》。
此总论尚存，其中亦将赵佗书于安阳王之后，仍将其视为“继统之君”;《咏史诗集》成书于光绍五年()，简要述及自泾阳王至后陈朝(－)的历史。从是书内容来看，邓鸣谦则尊赵佗为“赵武皇”，其次序亦排在安阳王之后，且其在《凡例》中曾言他所作“并以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为正”，因此邓氏应当亦继承了吴士连对赵佗的史观。
就跨国史的角度而言，越南古代史家对赵佗形象的持续书写和记忆转向亦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了跨国性历史人物或事件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书写与认知。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赵佗无疑是中国秦汉之际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其贡献。但是由于赵氏所建立的南越国在地理上曾涵盖今越南的北中部。
因此其国在灭亡的一千余年后，竟又被越南古代统治阶层和史家纳入到了其王朝国家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话语中来(甚至一度将之尊奉为本国的“开国之君”和国统起源)，进而使得原本留存于中国历史叙事中的赵佗逐渐转化为了一个跨越中越两国的历史人物。不过，中越古代史家对于赵佗的书写和记忆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而言，自司马迁完成《史记》以降，就基本形成了一种对赵佗相对稳定的历史认知和记忆，即将赵氏视为秦汉之际割据中国南方的诸侯王之一;就越南而言，其对赵佗的历史认知和记忆则更为多变，先后将赵氏视为越南本国的开国之君、继统帝王和北国的“他者”。
这种对跨国性历史人物的差异性认知和记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年阮福映向清廷求封“南越”事件，应当就是当时中越两国之间对赵佗及其南越国差异性认知和历史记忆产生影响的典型例证。
即阮福映一方可能仍保留了将赵佗视为本国君主的历史记忆，遂向清廷提出改“安南”国号为“南越”的请求;而清政府一方则保留了赵佗为中国历史上割据势力的历史记忆，遂婉拒了阮福映的请求，最终将阮氏所请“南越”改为“越南”，而阮福映亦欣然接受了这一新封，才逐渐诞生了“越南”这一称谓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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