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
这是李先念在建国后第二次回故乡时对姐姐说过的话。原本回故乡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这次李先念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导致他心情沉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又为何会对姐姐说出这样一段话？
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来到红安视察。
这是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红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黄冈地委、专署负责人姜一、马友才得到消息后，迅速从武昌、黄州赶往红安，陪同李先念视察。
回故乡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的心情却显得十分沉重，一句风趣的话也没讲，甚至连笑都没笑过，满脸的威严。
那时候，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自年冬季以来，李先念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
他此次南行，就是亲自下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的生活。
到达红安后，一下车，李先念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张景田如实作答。
李先念听后皱了皱眉头，说：“红安荒地很多，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
这时，随行的秘书介绍说：“‘瓜代粮’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中央已经发了文件，要求全面推广。”
李先念神情愈发沉重，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是逼出来的，现在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
当天晚上，县里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侄子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要单独同姐姐、侄子进行交谈、家访。
“你们说说看，县里的粮食情况如何？”李先念率先开口，关切地问道。
陈锡民回答说：“我们湾里情况还行，高桥区的情况也挺好，不过二程和其他一些地方就不容乐观了，还有很多人得了黄肿病。”
“那是因为缺营养，要吃点黄豆。”李先念说。
“田里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时，姐姐李德琴站出来，说：“先念呀，你做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
李先念听后神情变得严肃，有些生气地说：“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全国这么大，到处都缺粮，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也招架不住啊！”
见姐姐和侄儿都低头不语，李先念缓和口气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没有粮，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
这次家访掌握的情况和县委汇报得差不多。事后，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红安县委还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就前往了七里、二程区看望受灾群众。一路上，他看见不少群众面黄肌瘦，心里非常难过。
王任重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当即决定，回省后马上调一批杂粮和黄豆给红安，接济缺粮户。
由于李先念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只能在县里停留一天，为了防止县里在伙食上给自己搞特殊，李先念亲自向县委负责人嘱咐：不准炒荤菜，不准煮米饭，不准搞酒喝。
第二天下午，李先念匆忙地告别了故乡，踏上了去省城的路。
这次回乡，让李先念感触颇多，作为国家副总理，他愈发觉得身上责任之重大，还要多做努力才行。
乡亲们埋怨李先念不回家看看，李先念说：“三年内我不回去，让父老乡亲们骂我，我洗耳恭听。”
如果说，这次回乡让李先念感触颇多，那他的第一次回乡，则令人印象深刻。
那是年的春天，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体学同志的陪同下，由武昌出发，乘一辆吉普车，回到红安视察。
当时，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区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他的这次回乡，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是湖北解放后，红安经常有人去省府找李先念，向他汇报工作，并请他回乡看一看。每次见到这些老乡，李先念总是说：“湖北这么大，要去的地方很多，红安是我的故乡，还是先人后己吧！”
年，李先念托人带人带信，接李家大屋和邻村的几位老人到武昌做客。席间，小时候与李先念一起学过木匠的袁传家老人说：“先念啊，别怪我多嘴，你知道红安人怎么说你吗？”
李先念好奇地问：“说什么事？”
“说你做了大官，忘了家乡，解放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看！”
“谁忘了家乡？谁不知道我李先念是红安人！”李先念开始有些生气，见老人没有再说话，便语气缓和地说：“红安我是肯定要去的，但现在不行。三年内我不回去，让父老乡亲们骂我，我洗耳恭听。”
其实，老人是故意这样说的，他只是希望李先念能早点回故乡看看。红安的干部都知道，李先念对故乡是有深厚感情的……
中午12点已过，吉普车仍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李先念在车上谈起这件事，他操着浓重的红安口音说：“如今三年期限快到了，我这次要回乡还愿咯。”
车过永佳河，桃花镇，不一会儿就抵达了红安县城。
当时，县城还没有招待所。负责后勤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的二楼腾出几间房，临时找来几块木板铺在地上。李先念和张体学等同志就住在这里。
那天下午，在住房隔壁的县委会议室，县委书记马友才、县长程鹏，向李先念汇报了情况。汇报结束时，马友才提出：“县委准备开个扩大干部会议，想请李主席同大家讲讲话，不知道能不能安排？”
李先念听后很高兴，说：“那好哇，我也想同大家见见面，这么多年没有回故乡，不管再怎么忙，也要住上三天。”
第二天上午，李先念驱车南行，他要去视察马鞍山水库工地。那时候，县城通往县南部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便道，勉强能过去吉普车。
有人担心路上不安全，劝他不要去。但李先念说：“去，车子开不过去，我还有两条腿嘛！”
就这样，吉普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艰难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在距离县城38里的地方停下，。下了车，李先念和随行人员沿着小路翻上马鞍山。
故园的小路，李先念依然熟悉，他谈笑风生，诉说着当年的事情。约摸半个小时，一行人就来到了水库大坝工地。
马鞍山水库，是红安县委、县政府组织修建的第一座小型水库，也是当时全县第一座规模较大的水库。大坝工程从年冬季开始开工，到年的春天，已完成工程总量的一半。
那时候，虽然时值春季，但气温还是很低，寒风阵阵袭来，冻得人直打哆嗦。李先念见民工们赤脚单衣，关切地说：“大家歇一歇，赶快披件衣裳，散汗会生病的。”
正说着，一阵大风吹来，将李先念的帽子吹到大坝底下，李先念见状，风趣地说：“老天爷有意见，说你们不该给旱田旱地摘帽子。”
大家听后，都笑着，李先念也跟着笑了。
李先念视察红安的教学情况，说：“要保障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学上，有书读，再穷不能穷了学校，再苦不能苦了后代。”
下午，李先念又来到红安中学视察。
县长程鹏曾担任过这所中学的校长，他向李先念介绍说：“红安中学原为黄安县立初级中学，始建于年，年改名为县初级中学。到年，共设置了15个班级，有多名学生。”
听完介绍后，李先念问：“这应该算是红安县的最高学府吧？”
县文教科副科长徐绪承点了点头。李先念见状，又问：“有多少教师和工友？”
“39名教师，4名工友。”
李先念想了想，说：“教师的数量不少，就是学生还不算多，能不能多招一些学生？”
“能多招，就是缺教室，人一多，没地方上课。”
李先念边听边看，发现教师的办公室和学生教室都很破旧，于是立即拍一拍马友才的肩膀，嘱咐道：“老马呀，今天你当着我和校长的面，要大胆地答应拨一笔款给学校，不准你叫困难。”
马友才听后马上表态：“维修校舍的钱县里包下了，还要尽量挤点钱出来修建新校舍。”
李先念很满意，他点燃一根烟，边吸边说：“解放了，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这还不够，还要保障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学上，有书读，再穷不能穷了学校，再苦不能苦了后代。”
“当然咯！”李先念话锋一转，对随行人员说：“解决一个学校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在三年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第三天上午，红安县干部扩大会在圣庙召开。听说是李先念报告，全县多名干部自带小板凳，早早来到会场等候。
由于人多，圣庙坐不下，负责布置会场的同志从圣庙牵出一根扩音喇叭到对面的一所小学，安排部分干部到那里听。
当时，主会场摆着一张未刷油漆的方桌，几张高脚椅子，桌上放了一瓶开水，一个水杯。李先念在张体学和马友才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会场。
会上，李先念的讲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亲切感人。大家聚精会神，听得十分认真。
李先念在红安视察期间，他的亲友和乡下许多老人以及烈士家属都到县里看望他。一连三个晚上，他都没有安排其他活动，专门用来接待这些老乡，向他们了解目前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不少百姓向当年慰劳红军一样，给他捎来了瓜子、花生等食物。
面对乡亲们的盛情，李先念婉言谢绝：“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些东西我不能收，你们的生活还很困难，带回去留给家人吃吧！”
第四天上午，李先念结束了这次故乡的视察活动，启程回省。参加扩大干部会议的同志全来送别，场面十分感人。
李先念参观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感慨颇多，这都是他曾经经历过的
红安，是李先念的故乡，也是许多革命烈士的故乡。来到红安，怎能不缅怀这里的革命先烈呢？
年5月，已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的李先念在陈丕显、马友才等人的陪同下，又来到红安视察。
第二天早饭后，李先念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董必武旧居参观。董老家的房子早在年的冬天就被国民党“清乡团”烧毁，现有的一栋是年文物部门按原貌修复的。
旧居里除了简单的陈设外，还腾出两间小房子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李先念一边观看，有好几件实物勾起了他的回忆。
当李先念看到一份报道黄麻起义情况的《布尔塞维克》杂志时，他对陈丕显等同志说：“对的，董老对黄麻起义贡献特别大，很多领导人都是他的学生，我就是这年11月27日入的党。”
陈列中，展出了董老年12月为红安知识青年王敬璋回乡务农先进事迹展览的题词，李先念看完题词，转过身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方向要永远坚持。”
看完旧居，李先念又乘车来到县烈士陵园。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他缓缓地绕碑一周半。
这时，县里陪同参观的一位干部对李先念说：“我们在乡下访问革命老人时，有人说您带队参加黄麻起义，还作了动员报告。”
李先念回忆说：“当时人很多，不记得讲没讲话，要讲，可能是在高桥区羊子山讲过。”
接着，李先念来到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参观。该馆建于年，里面陈列着多件反映红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文物、照片和图表。
这段斗争历程，大多是李先念亲身经历过的，所以看起来格外亲切，不时插话，回忆。
当看到党的“一大”前后文物图片时，李先念问：“怎么没有恽代英、肖楚女的像？”讲解员小阮回答说：“还没收集到他们的照片，应该会有的，他们的照片可以找到。”
这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副主席当年也参加了农民运动，带领农民打了不少土豪。”
“我这算什么？”李先念谦虚地笑着说：“当时主要是董老，还有一个陈潭秋，湖北早期革命主要靠他们两人。”
见陈列柜里摆着自卫队的袖章，李先念又问：“是真的吗？”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原件。”
“有没有王树声的照片？”
县委副书记耿协楠说：“有，在那边的展室里。”当李先念看到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光浩的照片时，他说：“吴光浩是黄埔生，这个人很有本事，我们都信服他。”
在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照片前，李先念介绍说：“蔡申熙是在河口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斗争打得很艰苦，牺牲了不少同志。”
陈丕显接过话说：“蔡申熙牺牲时好年轻。”
“那时的领导人都年轻。”李先念说：“只要革命坚决，能带兵打仗，不论年纪大小，都能提拔。”
看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安七里坪成立的画面时，李先念说：“是这个样子，那次我也参加了。”
在吴焕先烈士照片前，李先念看了又看，说：“这是原照，长征时，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政委，与徐海东在一块，后来在甘肃牺牲了。”
见到陈列柜中展出的观音土，李先念说：“这种土我吃过，带磁性，就是吃下去，拉不出来。”
进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展室，李先念兴奋地说：“大反攻开始了！”
在那里，李先念见到邓小平、刘伯承的照片，他指示道：“要把他们两人的照片放大些，要突出反映。当时，后中原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陈老总是第一副司令员，我是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是副政委，他们的照片都要挂上。”
参观结束后，在博物馆大厅休息，李先念点燃一支烟，边抽边说：“还有一个人，叫李达，当时是二野的参谋长，他的像也要挂上。”
接着，李先念又讲到了皮定均，他说：“皮定均是个好同志，原来在我的部队，很能打仗，中原突围立了大功，后来编入陈老总的部队。”
随着越聊越多，时间已经来到10点了，秘书催着要走，李先念看了看表，说：“再坐一会儿。”
马友才见状，提醒道：“烈士祠后面还有三个墓，蔡申熙、沈泽民的墓，董老已经提了字，中间一个墓是吴焕先的，还没有人题字，想请李副主席题一下。”
“我题！”李先念满口答应：“到武昌一定题，秘书，你记着，吴焕先是我的老朋友嘛！”
走出大厅，马友才建议：“到后山上看看吧！”
李先念有些好奇，问：“山上有杉树吗？”
耿协楠回答说：“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有，但离这里很远。”
11时许，李先念乘车来到二程林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大片杉木。李先念很高兴地说：“你看多好啊，东北的杉木要80年才成材，这里12年就能成材，你们要下狠功夫，多栽杉树，发展杉树。”
17日下午3时，李先念乘车离开红安，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附近农村的上万名群众自发赶来欢送，把民主街挤得水泄不通。
从县委客室出县城，不足两里地，但汽车足足开了20分钟。李先念摇下车窗，和故乡人民道别。
汽车南行，经詹店往右边叉道行进，来到李家大屋，乡亲们闻讯赶来。李先念笑着说：“乡亲们好！”
随行记者按动照相机快门，拍下了李先念和乡亲们合影的珍贵照片。
照完相，李先念走进故居，看到屋内的陈设和墙上挂着的工具，满意地说：“还是那个老样子。”
快4点钟的时候，在秘书的再三催促下，李先念站在故居门口，与乡亲们再次合影留念，握手话别。随后登上面包车，离开了故乡……
故乡，这个词总让人感到温暖，每个人都有故乡，它是我们心中美好的存在。故乡，它连接这一段情，一段无法割舍的情。因为有故乡，所以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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