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自从迈过35岁的门槛之后，我和很多中年男人一样，开始养成每天在户外健跑的习惯。当我在林荫下、小河边慢跑时，思绪会随着急促的呼吸节奏时起时伏。我会想到人生中很多过往的瞬间，用回忆来填补跑步时单调枯燥的步伐；也会偶尔蹦出一些学术上的创意和想法，用思考来充实美好的户外时光。这使我产生一种直接的联想：无论是漫漫人生的苦旅还是学术探索的征途，都遵循着如长跑一般的节奏。我一直坚信：做人做事著书治学都要多积蓄，积蓄得久，才会跑得远。可没想到，我这一积蓄，竟忘记了光阴流转。只顾着低头奔跑，猛回首，竟已是十二个年头。从博士论文开题到毕业，从申请国家课题到结项，从联系出版事宜到如今，十二年倏忽而逝。现在，这本书终于要面世了，不仅已经让同行朋友们等得太久，也让我自己等得太久。
这些年里，我时常都在设想，当这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会有哪些感言想要在这篇后记中向各位倾诉，却始终不能像撰写学术著作那样，将思路梳理得清清楚楚。可能是十二年的光阴太过漫长，多少早就想说出的话，如今也都化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但仍有一些记忆一直那么鲜活，如同昨日，使我每每忆起，都倍感温馨。那就是我在燕园求学的青春岁月，而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正是对那段岁月最好的总结。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算是站在了学术生涯的起点上。其实早在高中时期，我就已经对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史学者抱有笃定的志向。而初入中文系大门的我，对文学和语言学并不算生疏，总有些指点江山的自信；但对古典文献学却几乎一无所知，在相关的课程中，我也如同堕入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带。那时的我，怀着十足的好奇心与挑战未知的愿望，在大二确定专业方向时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年，我又有幸以直博生身份，师从董洪利先生，继续在北大学习古典文献学，直到年顺利毕业、参加工作。本科四年加上博士五年，在我求学于燕园的九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古代典籍：大三学年论文做过宋代诗话的版本考订，本科毕业论文居然敢“染指”出土文献，博士期间的各种课程、读书会和集体项目更使我有机会在文、史、哲各个学科里任意遨游。在此过程中，我的学术兴趣也几经调整，最终锁定在经学方向。
四部文献中，经部居首，而我对儒家经典的兴趣也由来已久。初一时，学校组织全体同学背诵《大学》《中庸》，我虽不能参透经文深意，却也摇头晃脑背得不亦乐乎。大一时，孙钦善先生开设的《论语》选读课使我将《论语》读了三四遍仍然爱不释手。博一时，我把十三经一口气读完8种，对《周易》《尚书》《周礼》《礼记》《孟子》《尔雅》《孝经》都只能算是粗通，对《诗经》的兴趣却从此奠定下来。后来，我开始尝试背诵《诗经》，发现对文本越是亲近，对其中渊深博大的经世情怀也就越是向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其实何止是无以言呢？他不是还说《诗经》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吗？看来，学《诗》不仅能优化我们的言辞，还能陶冶我们的思想，树立我们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对《诗经》的解读与思考贯穿了中国的文化史，早已成为一门有着深厚积淀和悠久传统的学科。《诗经》当中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训诫和具体的教导，它如同有待破解的密码，无缘之人看它如同乱码，有缘之人看它却如同宝藏。我时常惊异于：数千年前的诗意箴言并未随时光而死去，甚至能在21世纪某个平凡的日子里，仍然能使某个懵懂的青年在掩卷之余豁然开朗。这本身不也是一件极富诗意的事情吗？几千年前的儒学经典，在21世纪的今天，每每遭遇不够科学或不合时宜的质疑，但诗歌却可以轻松逃脱这类质疑。我们完全可以在“用诗之意”的掩护下，以“诗意”为名，完成诸多有趣且有意义的思想实验。因此可以说，在十三经当中，《诗经》是最具活态的经典。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热衷于《诗经》研究的主要原因。
对《诗经》的阐释，是历代经学家都要面对的课题。相比于先秦时期的朴实稚拙和魏晋之后的日趋定型，汉代人的阐释方法最具蓬勃的生命力。以礼解《诗》、以乐解《诗》、以《春秋》解《诗》、以谶纬解《诗》、以方术解《诗》、以黄老解《诗》、以己意解《诗》，种种阐释手段，可谓层出不穷。汉代学者凭借这些手段，不断开拓着《诗经》学的疆域，也不断探寻着“诗意”的空间。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在太学博士系统内承传了数百年的鲁、齐、韩三家《诗》学。
三家《诗》学作为汉代经学的杰出代表，与延续了四百多年的两汉王朝休戚与共，它伴随着汉朝的兴盛而走向兴盛，也伴随着汉朝的衰亡而走向衰亡。魏晋之后，三家《诗》学纷纷陷入流传困境，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它还有诸多佚文遗说深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躲藏在万万千千古汉语字句的缝隙里，等待有缘人前来发掘。在汉代灭亡的一千年以后，有缘人终于出现，这就是南宋末年的大儒王应麟。他通过薄薄的一册《诗考》，将三家《诗》辑佚的大幕徐徐拉开。自此之后，经历了元明至清初四百多年的曲折发展，到清代乾嘉年间，范家相、卢文弨、宋绵初、臧庸、钱玫、严可均等学者纷纷加入到三家《诗》辑佚的浪潮中。道光时期，又有阮元、冯登府、朱士端、徐堂等人接续其事，终由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撰成《三家诗遗说考》之皇皇巨著。最后在清末民初，王先谦以一部近百万字的《诗三家义集疏》集其大成、总其全功，也使三家《诗》辑佚事业暂时告一段落。
为一门失传已久的学问再续香火，为几部湮灭千载的古书恢复原貌，往小了说，不过是一项历时多年的技术性工作；往大了说，则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韧性。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的成果一次次在战乱与灾难中遭到毁灭，却总有一些最可爱的中国人挺身而出。他们纵然无力为万世开太平，却也愿意弯下腰来、沉下心来、拿起笔来，去为往圣继绝学。而辑佚古书，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关于辑佚这门功课，我在北大读书时，仅仅将其视作文献专业的一项基本功。从现存古籍的引文与说解中，将失传古籍的文句一一钩沉，巧加缀合，尽力还原，这看起来不过是缝缝补补的事情，显得那么朴实和平常。但当我耗费两年零四个月的努力，完成博士论文《三家〈诗〉辑佚史研究》的时候，才终于发现：在那些或薄或厚的三家《诗》辑佚著作背后，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作后人的谈资；但这份传承本身，就足以使我在一个个奋笔疾书的深夜里为之洒下热泪。
在博士论文终于完成的时候，我将84万字的文稿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送到答辩评委手中。在毕业答辩的庄严时刻，我却不无稚气地说，我要在未来从一个勤奋的人变成一个聪明的人，再由一个聪明的人变成一个拥有智慧的人。说出这话的时候，我竟不知羞愧地陷入到自我陶醉的情境中。在那个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眼眶微湿，内心中暖意翻涌，这是在为自己的辛苦付出而感慨，也是在为自己的点滴成长而欣喜。答辩之后到现在，九年过去了，也不知我到底增添了几许聪明、涵养了几分智慧，但至少这“勤奋”二字，仍是我不断前行的依靠。其实，学术工作就如同我每日的健跑，不需要多少谋略的搏杀与才华的挥洒，只需要一心一意地埋头坚持。
博士毕业之后，我因为工作需要而转换了研究领域，从《诗经》的研究者变成明清诗文的初学者。这些年来，我与专业的《诗经》学研究渐行渐远，却并未远离对诗意的探寻与求索。甚至在研究明代诗学的过程中，我还偶尔能捕捉到《诗经》的影子，从而开启新的课题，意欲梳理明代诗学与《诗经》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我就像是一个“搅局者”，背着《诗经》的背囊，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原野上恣意奔跑。跑着跑着，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赛道上——我与《诗经》的缘分终究是不会断绝的。
但毕竟在这些年当中，新的研究兴趣不断涌现，新的写作计划也不断提上日程，这些都拖慢了本书的修订进度。其间我还用“三家《诗》辑佚史研究”这个选题成功申请国家课题。由于博士论文已经较为成熟，增补空间不大，为能顺利结项，我只能另外花费几年时间，将陈寿祺、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整理点校出来。此外，在为本书联络出版经费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也同样延迟了本书的面世。最终幸得中华书局慷慨伸出援手，才使本书终于获得出版，在此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朱兆虎先生！
感谢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我要感谢在我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所有给过我指引与教导的老师们，感谢《文学遗产》编辑部乃至社科院文学所给过我支持与帮助的同事们，感谢经学、文献学与古典文学研究界给过我点拨与启发的同行朋友们。总之，感谢的话千言万语，实难道尽。
年7月13日董洪利先生（前排右三）师门聚会，
作者在后排左四
最后，我还要专门感谢一个人。他在我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持续给我以温暖的鼓励，在我毕业之后的数年间也始终关切我的成长。但可惜，他没能看到这本书的问世，这是我学术生涯中莫大的遗憾。他就是我的恩师董洪利先生，年4月11日因癌症与世长辞，享年69岁。我原本想请老师为我这本书作序，只恨我对时光的流逝太过麻木，对老师日渐恶化的身体状况认识不足，终究失去了这个机会。老师识人的本领一向超绝，他看得穿我的年少轻狂，因此绝不轻易助长我那些骄狂的气焰。他夸奖我的时候少，鞭策我的时候多，但他可能并不知道，他那双眼眸，根本藏不住慈爱和温柔。
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但我始终无法忘怀五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我听闻老师病危的消息，医院。师兄弟们早已在病房门口站成一排，一个个进去和老师作最后的告别。我在等候的间隙，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向外张望。正逢清明时节，广阔的天宇之下，青草萋萋，杨柳依依。两千多年前，《采薇》中的那个诗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时节，告别亲友，踏上远行的征途。而生命的轮转也一如这征途，使我们一边作永久的告别，一边还要忍泪前行。
我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家《诗》这门学问的兴衰史，它曾经兴旺，又中途荒废，经历了涅槃与重生，也期待着再次的辉煌。古学不会淹没，故人未曾离去。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导师！
三家《诗》辑佚史（全二册）
作者：马昕
书号：-7---6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年3月
定价：.00元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页码：
内容简介
鲁、齐、韩三家《诗》学在汉代《诗经》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却自魏晋以后逐渐失传。历代学者对三家《诗》材料的辑佚，成为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些成果的合理利用与反思扬弃，是当代学者不可绕开的问题。尤其是到当今学界，这种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本书全面梳理前人辑佚三家《诗》的过程与成绩，并以今人对两汉《诗经》学的认识重新衡量其得失，深入理窟，亦史亦论，冀以开启《诗经》学研究的新路。书末并附“三家《诗》辑佚著作现存版本目录表”与“三家《诗》辑佚著作序跋、提要资料汇编”，从文献的角度简明地勾勒了三家《诗》辑佚史的脉络，颇可参考。
作者简介
马昕，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文学遗产》杂志编辑。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目录
绪论
一、三家《诗》学的传承与亡佚
（一）三家《诗》学的初建期：西汉前期
（二）三家《诗》学的分化期：西汉中后期
（三）三家《诗》学的融合期：东汉
（四）三家《诗》学的亡佚期：魏晋至南宋
二、三家《诗》辑佚史的研究现状
（一）对三家《诗》辑佚史的总体研究
（二）对三家《诗》辑佚家的专门研究
三、三家《诗》辑佚史概述
（一）初步开拓期：宋代
（二）力量积蓄期：元明至清初
（三）多元发展期：清代乾嘉时期
（四）体系成熟期：清代道光时期
（五）补苴集成期：晚清民初
第一章：宋代学者对三家《诗》的重新发现与初步辑佚
一、搁置不论期：北宋庆历以前
二、初步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lczl/176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