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康复经历分享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5970339.html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获奖作品：在王陶村遇见乡愁文/李晓东王陶是沁源县一个乡的名字，也是村名，乡党政、人大机关所在地是王陶村，乡就叫王陶乡。除了县郊的城关，中国的乡镇，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命名的。我老家在与沁源交界、同属长治市的武乡县曹村乡暴家峪村，乡镇调整后，城关、曹村两乡合并为丰洲镇，村民成了丰洲镇居民。但大家都不知道“丰洲”由何而来，我算周围村里村外学历最高的，父亲叔叔等来问我，我也茫然，至今不知所以。到了王陶，看到旧时习惯，顿觉亲切了许多，仿佛回到少年时。要知道，小时候，去曹村是多么魂牵梦绕的梦想。走八里山路，跟着大人去赶会，戏根本看不懂，也没心思看，最牵挂的，是一毛钱一块的西瓜，还有凉粉灌肠火烧。一次遇到下雨，和奶奶到公社房子里避雨，人多，却少声音，我刚想说话，奶奶偷偷指着一个戴帽子坐在办公桌前的人说，悄些，当心李秘书骂你！我再不敢出声了。此后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公社秘书是最大的、唯一的官。没想到，自己也当了好几年李秘书，呵呵。曹村乡撤并后，曹村还在，但乡镇机构撤离，渐渐更趋衰落，于我，也已多年不到了。今日的王陶当然比昔日之曹村繁荣发达得多，但迎接我的，又是童年梦里的声音。村文化广场上，沁源秧歌正在上演。武乡也有秧歌，而且有三种，扮秧歌、唱秧歌、戏曲秧歌。小时候不知“秧歌”两个字怎么写，以为是“羊歌”，放羊人唱的歌。孩子们不想上学，常跟着放羊汉漫山遍野地跑。放羊汉一般都很会唱。现在分析，首要的原因是吆喝羊练出来的。虽然说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但放一群羊和放一只羊，差别很大。羊散在山坡上吃草，越吃越分散，日暮归圈，放羊人一声“嗷呀……”最远的羊都能听到，开始聚拢起来。第二是壮胆。山里有狼，不常见，可也不罕见，特别晚上地里“卧羊”，听不远处狼嚎，不由胆寒，唱歌是给自己胆量和温暖。第三是排遣寂寞。其实，放羊人根本不寂寞，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是诗人的浪漫，放羊人给每一只羊起一个不美丽却形象的名字，却完全属实。有的放羊人不识数，但能记住羊的脸，清点时，嘴里念叨“它在，它在，它也在……”羊们，就是他的朋友，他是这群生物的统治者，认识的羊都在，究竟多少只，这个数字也就没意义了。这次来到王陶，在一家院子里居然邂逅了羊铲。“邂逅”这个词，已带上浪漫的色彩，仿佛和劳动人民所用的一件工具完全不搭界。但我异常激动。响亮的鞭子、长而光滑的鞭杆、指哪儿打哪儿的羊铲，让多少坐在小学校教室里的孩子思绪飘飘。同行者不知此为何物，更不会使用。我做姿势示范，好几次想铲起院子里的土实操下，又担心土落到别人的头上，只好作罢。拍照留念，再见，不知何时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秧歌。王陶村看到的秧歌，唱词多弘扬良好乡风家风，文人写的，唱秧歌女子唱到中途，反复了好几句，实在想不起词，只好从口袋里掏出打印的A4纸，照着唱。词陌生，调子却是熟悉的。而且，和近四十年前我听过的武乡秧歌也差不多。每年固定的，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各村都要“闹秧歌”，通常的说法是“社火”，辛弃疾写的“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就是闹秧歌。每村组成一支或几支队伍，专业点的会踩高跷、画脸，一般就是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白毛巾、花花布，随意裹在头上、扎在腰间，对联纸沾水，把两腮抹红，到场子里一圈圈转，也就差不离了，那时农村孩子多，一声喊就来一大帮。后来村里刷出标语“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现在，树满山满坡都是，孩子不大见到了。闹秧歌的水平高低，往往取决于唱秧歌。会唱秧歌的，每村也就几个人。既要唱得声音大，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在喧闹的人群和时时响起的鞭炮、二踢脚包围中不被淹没，还要有点内容，光会喊羊的放羊汉就难当此任了。我二叔生在长治，在市里读了两年小学，后来回到老家，长治话已忘得荡然无存，唱秧歌却能根据到的村子、单位、人家随口出词，印象最深的，是到邻村的供销社，唱“有涤良有涤卡还有本本，里头真是人挤人，后生们挤得出了水（汗），老汉们挤得还圪腚（膝盖）疼”。这位平时的生产小队会计，放下账本算盘，唱秧歌、吹笛子、吹笙，都是好把式。二叔五十四岁患胃癌去世，已一十四年矣。让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王陶村的“乡村记忆”展示。不是专门的博物馆或展览馆，只在村委会二楼的走廊和几间房子里摆放着过去农村生活生产用具，不名贵，却真实、质朴、原生态。都是我小时候用过、见过的。一地的瓦钵，矮矮地、静静地坐在地板中央。大小不一，形态相近，黑或深灰的色，没有色彩也没有色泽。用装修术语讲，是“亚光”，光华隐在岁月里。瓦钵，在八千年前的甘肃天水大地湾彩陶里就出现了，到马家窑时期，已非常成熟精美，水波纹、鱼纹、蛙纹、网纹，绘制精细，意蕴深厚。青铜器出现后，彩绘渐少，归于素色，进而黑灰。我小时候，瓦钵是家里装面粉、小米、豆子，包括炒面、炒萁子、干饼子的主要器具，在柜子或瓮盖上，沿墙静静地坐着。离开老家到矿上生活后，五十斤一袋的面粉，买来直接放在柜子里，矿上找不到白土，最喜欢的炒萁子无法制作，商店买来的饼干糖果，装在铁盒或塑料盒子里，瓦钵再也用不着了。即使在农村，它们也被从本来的位置上搬下来，集中起来给人看。但我感觉，传统农村器具里，瓦钵的名字最文雅，有文化含量。钵，本为僧人乞食用餐之具，唐僧到达灵山，把紫金钵盂送给阿难和迦叶，才取得真经；名篇《劝学》中，僧贫者由西蜀去南海，“一瓶一钵足矣”。晋东南农村，却把这词由佛转俗，给了最日常的用具。其色如瓦，其音近瓦，其价值地位，也类于瓦，平常、普通，却不可缺少。现在，远古彩陶之大腹小口者都称“罐”，其实增加“钵”这个品种，更准确。和瓦钵连在一起的，是瓮，也叫缸。但我感觉，瓮更形象、准确、生动，既是形声，又似象形。瓦钵放随时要吃的食材，瓮则存未加工的原粮——小麦、谷子（不是小米）、玉米等。瓮，往往成为财富的标志，瓮大、瓮多，则表明粮食多。王陶的乡村记忆里，当然少不了瓮，而且汇聚了大小不一、功用各异的瓮。水瓮，是过去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民以食为天，水，则无疑是天上的银河星辰。沁源山高林密、山泉处处，沁水七源出焉，然而缺水却实在是中国北方的常态。我就读、工作过的甘肃自不必说，它曾苦瘠甲天下，根本原因在缺水。就是与沁源相邻的武乡县，我人生最初的记忆之一，便是天大旱、井无水。村里的两口井干涸见底，只在井底石缝间存一点水。壮劳力缘井壁而下，用饭勺半勺半勺舀进桶里，舀满了，上井，把桶提上来。我爸爸在外工作，妈妈和我都下不了大井，只敢踩着石缝下到另一座稍小的井里。通常，我下井舀水，妈妈在井边看着。妈妈个子矮、力气小，只能担小桶。舀满两桶，扁担上肩人上坡，一步一晃，还得小心不让水洒出来，半小时才能到家将水倒进水瓮。过年看见瓮上贴的红纸墨字：川流不息。现今，水瓮在城市居民家中早已踪影难觅，水管一开，清水自来。农村饮水工程让自来水进院，水瓮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偶尔物业贴出通知，修理水箱或管道要停水，家家着了忙，锅碗瓢盆齐上阵，一片备战备荒的样子，回想起水瓮时代的淡然从容，不禁暗笑。比水瓮更彻底退出生活的，是油灯。“青灯如豆”，现在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了，灯火通明成了这个世界最普遍的景观。一次，我乘夜航班由上海至北京，从窗口向下偶尔一看，下面灯带如河绵延宽展，映出地平线的轮廓，让我想起郭沫若的名篇《天上的街市》。一弯上弦月挂在天空，如若嫦娥月中看，以为见到仙境与琼阁，古人对天宫月宫的想象，在地上已实现了。从飞行时间估计，大概到了济南上空，大城市华灯璀璨当然应该。机会难得，我拿出手机拍照，月光与灯光同框，感觉不过瘾，又开启录视频功能。不料，灯光一直连绵不断地亮着，“天上的街市”或大或小，一大片海市蜃楼般的所在映入眼帘，“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做烟萝”，北京到了。在没有电灯的时代，只有北宋首都东京的元宵之夜，才会“花市灯如昼”，借中兴宰相王安石、两宋第一词家辛弃疾如椽巨笔，作为农业时代的最顶级盛会，流传至今。而今，已是夜夜鱼龙舞，却再难“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好在还有从王陶村淘来的油灯。油灯近百盏，皆铜、铁制成，外形各不相同。在中国近现代工业起源地天津出生长大、没有知青经历的肖克凡老师，在王陶像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应接不暇又有些不知所以。农村经验丰富的甘肃作家马步升考他，这里面哪一盏是省油的灯？肖老师答不上来。马老师说，是这盏，油盏有盖子，防止蒸发，灯芯亮暗可以调节。肖老师马上兴奋地说，这是工业原理的作用啊！我边看边惊奇，我小时候，虽然村里早已通了电，但每天定时来电到点停电，我姥姥家的村庄尚未通上电，所以，油灯是我童年最常见的伙伴。然而，我们县的灯，远没有王陶看到的这么多样和精美。我问王陶村史远良书记，这些灯哪里来的？回答从周围农村收集来的。后来知道，沁源是曾经的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十多家工厂从沈阳、北京、天津等地搬迁到大山深处，也把工业技术带到森林里的小村“工转民”，多种多样的油灯由之出世。虽然这些厂子早已迁到太原等城市，但机械制造业与农业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却让山村见到工业、时尚、现代化。我们家乡的煤油灯主要有两种：商店里买的玻璃油灯，大腹细座，通体淡绿；还有一种是自制的。我出生后，母乳不足，爸爸从矿上买来炼乳，装炼乳的白铁桶成了做煤油灯的上好材料。在炼乳桶的盖子上钻个眼，安上棉花搓成的灯芯，灌上煤油，一个灯就做好了。我婴儿期大约食量不小，半个村子的灯都取材于我的炼乳桶，现在体形肥胖，大约是从小打下的坚实基础。再有，就是灯盏，陶制品，很小，像酒盅样，多是让孩子们玩的。把吃的油倒入，旧棉花做芯，一点小小的火焰就燃起来，不如煤油灯亮，像小孩子稚嫩的生命。还见过带灯罩的马灯，风怎么也吹不灭的电石灯。电石灯常是夜里摆摊人用的，在冬天的夜晚里亮着清冷的白光，不如油灯温暖，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取点暖，因为摊子上的东西大多买不起，就不往前凑了。那么，王陶的灯，应该是更久远和讲究的人家所使用的东西，他们对于精美的灯的喜爱和打磨保护，其实是珍惜时间。沁源县城中心广场上，一座巨大的日晷雕塑前，诗人黄亚洲吟唱着：“太阳的每根光束掠过沁源地面，沁源人/都要紧揪着往前飞奔/如同揪紧马鬃。”还说回空炼乳桶。它先被放在家里竖柜的隔板上，一时没人来要，会攒一板子。竖柜是洋气的家具，当时并非家家都有。在王陶村，我和它相遇了。依然是两个宽宽的柜门，实木的。那时候，三合板、五合板等新材料，要再过几年才出现。竖柜体型憨壮地立在那里，和放在地上的瓦钵、瓮、灯们比起来，高大了许多，但还是难逃“戆”相，用时尚词表述，就是呆萌。想起已散架不知去处的家里的竖柜，我不禁仔细观察分析了眼前这位新见的老友。越看，越看出了门道、品出了味道。名曰“竖柜”，因为是第一个竖起来，而不是依然横着的家具。之前，农村的柜子是炕柜，大炕靠墙放只半人高的柜子，和炕一样长或稍短，里面放被子、衣服、孩子的零食，以及所有家里以为珍贵的东西。还有箱子，通常是陪嫁来的，两只。竖柜的出现，把柜子从炕上解放到地上，向高处发展，充分利用空间。也隐约标示着财富观念的变化。炕柜，晚上睡觉也和东西在一起，脚抵着柜门，无疑最安全，但同时也最保守。王陶乡村记忆馆里，我们还看到枕箱，即枕头形状大小的木箱子，有盖有锁，最贵重的东西放在里面，枕着睡觉，梦里都在护着自己的宝贝。竖柜和炕分离，说明对财富已不像先前守护得紧。后来出现了立柜，比竖柜细、俏，用上了三合板，安上了穿衣镜。然后是组合柜，主材变成五合板，也是一代人的记忆，特别是在那个时代结婚的人。但只有竖柜，守护着乡愁的边界。走廊上摆着农具。在农业时代，粮食不仅是生活的基础，也是财富的最直接体现。土地、牲畜、农具，是农业生产的三大法宝。农具最符合“人的意志的对象化”的要求，山西作家李锐为农具专门写了一部小说集《太平风物》，让农具具有了人格化的功能。在农人眼里，朝夕相处的农具的确有灵气、有性格，俗话说的“趁手”，就这个意思。最先引起大家兴趣的，是犁。“铸剑为犁”，化战争为和平，就是这张犁。木制的、弯曲的犁架上，镶着铁铸的犁头尖已断，早落在了不知哪块田地里。现在的农村，即使沁源这样的山区，小型农业机械也已经普及，牛拉犁很少用了。过去，耕地绝对是个技术活，地有长有短，垄要犁得直，既要控制犁，还得吆喝牛，同时需把握犁的深浅，浅了，不能耕种，深了，把生土翻出来，而且阻力加大，常会把犁尖崩断。经常，犁着犁着，一声清脆或浑浊的响——犁尖断了！忙提起犁一看，缺口宛然，只好停工。村里过段时间就有“倒犁觞”的人来，带着炉子、陶范、焦炭、鼓风机，把生铁熔化，铁水倒进陶范里，铸出犁头，一斤铁正好铸一只。铁是铸犁头的人自己带来的，一只缺了尖的犁回炉再铸，便获得新生。“倒犁觞”的shang字怎么写，我一直不明白，商、墒、晌？学了古典文学，突然想到，应该是“觞”，倒铁水入范，正如斟酒入觞。滥觞，起源之意，铁水铸犁，也是生产的起源啊。还遇到了几乎忘记的谷耧，种谷子的专用工具。农村种地，无论种麦子、玉米、高粱还是土豆，都是人直接拿种子种在地里，唯有种谷要用耧。摇耧种谷，谷种放在耧的斗里，牲口拉着走，人在后面均匀地慢摇，属于农业劳动里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村子也没几个人会。摇耧，谷种下得密，苗出来后很茂盛，便需间苗。这“间苗”一词，间，名词动用，把隔几株苗拔除一株或几株、拔后相互间隔的过程和样貌，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再长高点，到三伏天，就要锄搂。锄，指除杂草，天越热，草锄倒后死得越快，不然，可能再次扎根生长，著名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正描绘此情景。锄的同时是搂，用锄把垄两边的土拢起来，防止根长出土外，也防止越来越高的植株倾倒。然后，抽穗、结实，“谷穗笑弯了腰”，一派秋日丰收景象，“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听说王陶村还有煤矿，并且不止一座，居然有四座。其实，沁源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皆为山西省第一，最大的贡献还在煤炭。煤炭和森林，似乎一个天使一个魔鬼，煤老板、黑煤窑……煤炭的形象已妖魔化了，只要不是乱开乱采，不破坏环境，煤炭与森林也可以和谐共享。正因为有了煤矿，才避免森林被砍伐成了烧火柴。煤炭是远古树木变成的，说明沁源的生态从远古一直好到如今。煤矿，也是我的乡愁。我爷爷爸爸弟弟妹妹，三代人在山西五大煤业集团之一的潞安集团工作，我八岁到潞安集团下属的五阳煤矿子弟学校读书，是不折不扣的“老子弟”。小学、初中、高中，我在矿山长大，也见证了矿山生产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的变化。煤矿于我，更多的，是永远也回不去的童年。一幢幢单身职工楼消失了，一幢幢家属楼起来了，越来越多煤矿工人的妻子孩子，从河南、山东、山西的各县来到矿上。原来在农村住窑洞、矿区住平房的人，都搬进了楼房。刚开始有人不习惯，在楼前草坪上种菜、在床下养鸡，后来这些现象都慢慢消失。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并非从本世纪开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计划地在推进了，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煤矿工人（可能还有其他产业工人）家属农转非、煤矿“单身职工”迅速减少、社区功能发育、矿区“小城镇”模样越来越明显。沁源灵空山间有座吊桥，同行者过桥时皆战战兢兢，有人甚至吓得蹲在桥上进退不得，我则如履平地到了对岸。我说，谁给我拍视频？我跑个来回，在吊桥上撒腿跑到对面，又折跑回来，众皆惊讶。我把视频发到家群里，小妹妹说，吊桥是我们童年的一部分。的确，沁源乃沁河之源，五阳矿旁边则流过浊漳河。阮章竞的著名长诗《漳河水》、山西作家王东满的小说《漳河春》，都写的这条河。矿家属区的河段上架起一座吊桥，过桥就到了农村。桥长，而且晃得厉害，年长日久，桥面的木板折断或被抽去很多，有的缝隙宽达尺许。现在想来的确危险，但那时却是我们的乐园，我常约二三同伴，在桥面使劲摇晃，桥面快竖起来时感觉飘然欲仙。胆子大的同学，骑着自行车飞速过桥，边骑边喊。不料，这“童子功”又在三十年后酷秀了一把。李晓东，文学博士、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舆情处调研员、副处长，中国作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小说选刊》副主编，甘肃省天水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西文学》《湖南文学》《飞天》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在《文艺报》《浙江社会科学》《名作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多篇。部分作品被选载。出版散文集《天风水雅》。曾获黄河文学奖、“摘要”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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