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朝于西部边疆设置了六府二十一县十州，新拓土地约八万平方公里，地广人稀，林莽密布。
一、边防体系其地形从北到南依次是华潘高原、川高原、甘蒙高原、双坤平原。该区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分为早季和雨季。
每年5月至10月为雨季，气候潮热，林莽密布，多有瘴疠之气。《大南一统志》载“上游诸府三九两月，岚癉最盛。
农事亦起于冬，其气候早晚稍有异耳。”“镇宁地素与中土异，五六月间，积雨淋漓，坐卧尚觉寒冷，通宵树炭燎薪。
晨起四望，林蛮无际，烟雾结重，瘴毒熏蒸，皆能染恙。”甘露上游“此高源山岚瘴气，水土最毒，华民到此不服水土，多生瘴病，不能久居”。
生活在“中土”的越人士兵难以适应上游地区的气候环境，因此无法久驻屯守。
明命九年()正月，兴化探闻南掌将要发兵入侵镇宁，阮廷遣越军一百人成守镇宁，每二月一更戍，又发囚犯充军，一切的费用供给由防御使昭内提供。
后因“岚瘴太盛”，不得不调整为一月十五日一换防。五月，镇宁府无法负担成军的费用，阮廷又命成军、囚犯就地开垦荒田，以充仓储。
之后又因“岚瘴太盛”，导致边地成军得病，明命帝只得下令撤回所有戍军。”
八月，昭阿弩为暹罗战败,阮廷再次遣军到新疆驻防，其中镇宁、镇静各三百人,镇定一百五十人，又于归合堡驻兵二百，与镇静相互策应。
三府驻兵一月五日更换一次。北城、清化、宁平操练精兵二千七百人，以备征调发。”
明命十年()正月，万象之事告一段落，阮廷也下令撤回安沿边各府驻防兵。
昭内事件之后，阮廷又、调兵驻防镇宁。在驻防兵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囚犯，而囚犯组成的成兵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明命十三年()二月，以配军为主的宁善四队二百人在陈肆、杜保等人的带领下，与土匪勾结，发动叛乱。
“九月，驻守镇宁越军多病死，阮廷只得留下二队留守，其余弁兵悉数撤回。
除了京兵、省兵等作为临时驻防兵外，土司各府县的防务主要依靠当地的武装力量。
在甘露九州地区，自甘露府莅至哀牢堡需要两天，而至哀牢堡至最西边的寻湓州需要十余天。
甘露九州与阮氏政权关系密切，九州防务以土司为主，广治省兵为其声援。
然而九州土司的军事力量极其有限，只能维持一般的稳定工作,而无法抵御稍大规模的军事入侵。
明命九年(),越军平定嵯嵘阿滇告之乱后，因“岚瘴不便”，无法久驻，撤回广治。
同年十一月，邐将掣森铃率兵渡过湄公河，进入寻湓州，“托言追捕万象，因而抄掠土民，且索问诸州贡赋及属蛮之流居者。”
“明命帝以范文典为经路甘露府务，率兵象前往九州防截逼人。越军入境之后，“九州部落久仰朝廷威德，一闻檄召，应命如响。”
范文典等率兵到廊辰、巴栏等州，暹兵不战退去。因此前阮廷为岵嵘州镇压阿滇告之乱,故而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屹嵘州的表现最为积极。
不过该事件也反映了九州地区薄弱边防问题，明命帝认为哀牢堡是关要之地，需要认真经营，设置堡垒作为屏藩，最终到达“不十年九州之人皆朝廷士伍”的经略目标。
然而，明命帝并没有十年的时间来将九州之民改造成为朝廷士伍。
暹越战争爆发后，暹人、牢人轻而易举突破清，新疆府县和甘露九州薄弱的边防体系，土兵、屯所并未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
教化政策以“中华”自居的阮朝，对其所奉行的儒家文化制度十分自信。
明命帝认为向“蛮夷之地”输出儒家文化是“用夏变夷"的圣人之道，因此积极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教化蛮民。
阮朝所推行的教化政策主要是通过拉拢西部土司府州上层人士，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越南式汉化制度的影响，逐渐习惯越南文化生活，从而间接控制西部土司府州。
教化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雅正地名、赐服、蓄发和赐姓。
上游土司属于泰傣民族，所操语言常被描述为“蛮侬鵝舌侏俪，必有译者乃可晓耳。”
明命四年()三月，明命帝认为蛮名鄙俚，下令“甘露道洒源贡蛮各部，著改沈湓为寻湓，破冰为佐邦、昌襟为昌盛，咤哢为那奔、其嶸嵘、上蓟、廊辰并读从正音。”
“明命八年(7)，设置清又新疆，再度对地名进行大规模的雅正。
比如，改玉麻府郑皋州为镇定府，改甘闷蛮为甘门县，帆灵县为甘灵县:改乐凡芒为乐边府。
如果雅正地名只要针对“地”的同质化治理，那么赐服、蓄发、赐姓则是针对“人”的改造。
赐服主要是指君主恩赐给有关人员的服饰，属国属蛮君主、往来使者是赐服对象之一。
使者入贡，通常会被赐予汉式的衣服、布匹。明命十年()三月，甘露九州土司入贡，明命帝赐九州土知州衣物，并明确提出“使咸知服习衣冠之化，以渐暨声教于无穷也。”
可见赐服制度主要是为了传播中华衣冠文化。蓄发也是中华衣冠文化的重要表现，断发纹身被儒家视为“蛮夷"的习俗，而上游土民男子皆“薤发”，故而明命时期曾强行命令“蘺发”的土民男子蓄发用。
蓄发事件在《芒盆史记》中也有提及，从该记载可以看出，蓄发政策不仅仅是阮朝在土司地区传播儒家政治伦理与文化，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还是特殊时期辨别顺民与逆民的重要标志。
除了上述更名、赐服、蓄发之外，赐姓名无疑是最能体现阮朝“用夏变夷”意图的教化政策。
赐姓的目的是在羁糜府州地区建立越南式的宗族伦理观念，以儒家提倡的华夏习俗取代蛮夷习俗，使土司逐渐汉化，便于管理。
明命帝将甘露九州和清X新疆纳入版图之后，开始推行赐姓制度，所赐姓名并非阮朝国姓或者越南世家大族的姓氏，而是极具土司特色的新造姓氏。
明命十年()三月，甘露九州土司入贡之时，明命帝认为九州土酋没有姓氏，为了“俾世世遵承于以亲族敦伦偕之大道”，赐给九州土司姓名。
明命十三年()正月，明命帝认为镇宁府防御同知侣况、土知县钦橛等人管理镇宁府数年来地方平静无事，遂升侶况为防御使，赐姓峤，名贶。
钦橛为防御同知，赐姓钦，名阙。同时，明命帝以清义新疆的府县受朝廷任命官职，但其名称却仍然遵循土俗，于是给清义新疆其余各府县四十余名土司赐姓名”。
从所赐的姓名中可以发现，大多土司的姓名是根据原名进行雅化，除了吉、喜、勤、裕丰等褒义词汇，还有感化、保疆等带有“柔远”色彩的姓名。
赐服、蓄发仅仅是对土著生活习俗的表面进行同化,而是赐姓则是改造土著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手段。
总之，明命帝希望通过儒家的纲常伦理、衣冠制度使羁縻土司渐染汉风，用夏变夷。
无论是赐姓更名还是赐服蓄发，都是儒家文化华夷观的现实表现。
然而明命帝虽然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通过移植越南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以使新附土人日趋向化，遵循中华制度，从而完全掌控西部的羁糜府州。
结言但是不久之后，越南和暹罗在地区事务上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为暹越战争。而暹越战争的爆发对西部边疆社会经济造成剧烈的冲击,最后导致明命帝的经路政策中途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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