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期间的史料保存较多，史料很好地记载了柬埔寨的高层官吏（勋爵）的情况。其中包括地方太守和国王周围的官员。要说出某一时期有多少高层官吏是不可能的。柬埔寨各阶层差距过于悬殊，在—年里柬埔寨高层官吏扮演着重要角色。
权力与地位
法国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汇集的官员名单有很多空白并且充满着矛盾。这些名单中很多称号似乎没有使用过，而其他资料中存在的称号又没有出现在这些名单中。粗略估计，19世纪在首都和乡村大约有名高层官吏。高层官吏的数目可能在19世纪30年代安东出走泰国之后减少而在他年返回登位后扩大。这人大约使用了种头衔。其中一些人，像国王的高级顾问和大部分太守，总是挂满各种头衔。当权力被一个或几个任职者掌握之后，其他人似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自己的头衔。
除了由国王授予这一事实外，一切关于头衔和相关工作的事情都会经常调整。有时头衔表示地位，有时和职业相关，诸如为国王饲养象群，保管王室宝物，或者为国王征税。某种称号预留给某一省，当称号里含有“sauphea”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意指法官职务。但是这些规则没有一个被严格遵守。受宠者会被给予工作，失宠者则会基于特殊原因被革职，所以人们升得（或降得）快。例如，年一个负责国王王位房间的官员（这是一个很轻松地职业）被任命为前往曼谷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另一个例子，年一位在王室仓库检测稻米的官员，被任命指挥军队在马德望同泰国军队作战。
高层官吏的头衔通常由两个或三个表示尊敬的词组成，例如从巴利语或梵语中引来的“宝石”或“辉煌”。高层官吏在刻意渲染庄严氛围的仪式上进行忠诚宣誓，从国王手里接受头衔连同官印和等级标识(包括等级伞、槟榔箱、宫服之类的东西)，大体相同形式的宣誓至少已实行了年。当时及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高层官吏要向国王敬献礼物。法国学者将官衔和礼物的交换等同于柬埔寨政府的腐败行为，因为只有献礼最多的人才能得到官职。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这是对的，但忽略了交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毕竟，出价高者也正是有权有势者，而他们是不容忽视的。高层官吏一年两次在王宫附近的王家寺院集聚，在那里喝“忠诚的水”——理论上，这些水是从全国的江河取来送到首都——并且重新向国王作忠诚宣誓。不参加这个仪式等于不忠。
一旦就职，高层官吏就成为某一力量的成员，也就是某一要人的得力助手，即随从。这位要人可能是国王的一名顾问，王室的一名成员，甚至是国王自己。暹罗也实行类似的制度。我们不清楚这种联盟意在抑制还是增强还受怀疑的高层官吏的权力。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期，某些地区、某些官职、某些家庭关系、特别是一些特殊官职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很模糊。一部19世纪初期的编年史的手稿，认为某些地区高层官吏的土地所有权代代相传，甚至当其头衔不再传给儿子的情况下还是这样。在柬埔寨，任何情况下头衔是不能世袭的。甚至国王死后，王位继承人还要从几个合格的候选人中挑选。类似的流动性也影响到高层官吏的家族，尽管特別的家族似乎仍能保持高的地位，可以接近国王。
尽管有这些持续性，但柬埔寨政治生活中仍然缺少稳定。从理论上说，高层官吏的生存依靠国王。埃金拉比哈达纳引用一则年的泰国法令：“国王能将一个高贵者变成一个卑贱者，或者反过来，将一个卑贱者变成高贵者。他的命令，像一把天降神斧”。实际上，国王的权力依赖于他近期如何维持，他有多少未偿的债务。首都和省之间糟糕的交通总是让国王的权力大打折扣。
一个新国王在王朝初期，或者在经过流亡时期之后，他的举动像一把“天降神斧”，把高层官吏称号授予那些在他爬向权力巅峰过程中对他表现忠诚的人。19世纪40年代安东国王就是这样赏赐他的追随者，就像泰国却克里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和越南阮氏王朝（—）赏赐其随从一样。另一方面，当国王软弱无力，或者陷入长期的束缚，可能是受年长者的束缚，高层官吏就趁机在各自省里扎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多少取得些独立地位。
柬埔寨人生活的一个先天性风险就是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存着戒心。一个高层官吏对国王、对自己家族以及对自己主子的义务，有时重叠，有时则产生冲突。其他高层官吏或者是他潜在的盟友或者是他潜在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与人结盟，或背叛原来的盟友，诸如此类事情，占去高层官吏很多时间。
19世纪初的柬埔寨不是一个像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官僚社会，和平时期高层官吏的责任很轻。他必须侍奉他的保护者；文书工作很少；有很多诸如为皇宫提供补给或招募军队防卫（柬埔寨没有常备军）这样的任务，在若干高层官吏之间相互承包。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防止个别官员权力太大，因为没有制度机制防止怀有野心的高层官吏互相勾结谋利。
上述评论暗示出来的判断也许过于武断。有些高层官吏是有所成就的诗人和音乐家，其他人是佛教和艺术的慷慨赞助者。编年史记载了一些高层官吏富有能力、创新精神和勇气，但是他们的恩惠并不稳定，对手无处不在，追随者很不可靠，这些情况对高层官吏的积极行为或吸引上级官员的注意带来不利影响。高层官吏和百姓在共同文化的框架中，被恐惧、好感、义务和鄙视等纽带紧紧拴在一起。就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制度运作有成效，但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南试图利用高层官吏作为他们的代言人的时候，他们发现高层官吏没有能力按照越南方式治理国家——也就是所负责的行政辖区内土地测量、征税和制作详细报告。
除了国王的5个最亲近的顾问（他们组成一种类似内阁的机构）外，最活跃和最引人注目的高层官吏是地方太守。这些人享有很多自由和很大的权力。他们得到授权在自己的省内征税，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剩余谷物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还有权动员人力从事战争和公共工程。实际中他们维持着少量的私人军队，跟他们的同行、19世纪马来亚沿河地带首领所做的一样。在人口多的省份，这些军队有时有几千人；其余省份他们似乎只起到太守私人保镖的作用。掌握人力和稻谷意味着太守实际控制着王国的平衡力量。事实上，太守更多的是单独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应对地方利益和协调双边安排。这个情况意味着国王能够依靠某些太守的支持，其余则靠不住；还意味着入侵军队可能会找到某些对他们友好的太守，另外一些则会反对对他们。
某些太守比其他太守更加重要。他们当中的5个人，叫作诸侯（即地方割剧势力的统治者），是最高级别的官吏。他们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同时对几个省的管理负责，这几个省合起来称为“土地”。很遗憾，19世纪关于“诸侯”一词的注释只出现在法文书本中，“tran”的意思并不清楚。每年在5个“土地”举行的敬奉纳塔的仪式中，官员们似乎扮演总督，或充当代理国王的角色。他们有权执行死刑，而其他地方太守没有。从功能上说，他们相当于国王身边的5个高级大臣。
在都城的5个大臣由第一大臣领导，有时把他们叫作塔拉哈，其中包括司法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和贸易大臣以及宫廷大臣。每一个大臣都有自己的“力量”并且可能同某个省有经济或财产上的联系。这5个人的地域责任界定不清，同“诸侯”和太守的责任交错重叠，也同某些王室成员的责任发生重叠，他们也有“享用”特定地区的权利。根据一些编年史揭示，在形势紧张的时候，高层官吏撤回到他们的村子，他们在那里有亲属和土地。尽管高级别的高层官吏有自己的领地，他们仍要花费时间同国王在一起，除了战争时期他们之中一些人被派去征募军队并指挥军队作战。他们的生涯同国王的命运绑在一起。他们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是不清楚的。宫廷编订的编年史可能夸大这些人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当19世纪30年代越南人找人帮助他们集中和整顿柬埔寨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是夸大高层官吏的作用。
王室其他成员组成了村民和国王之间柬埔寨社会的最后一部分人群。在理论上这些人可能有好几百之多，因为历代国王实行传统的多妻制，但在19世纪由于一系列死亡和变故，他们的数目急剧减少。安英国王二十多岁就死去，自己没有兄弟，仅仅留下5个孩子。最大的安赞亲王，登位时年仅6岁。在30多年后安赞去世，留下4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3个兄弟（第4个兄弟少年夭折）于年去到曼谷，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直到年安赞死后才回来。这意味着安赞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生活在柬埔寨的唯一王室男性成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历来是柬埔寨宫廷生活的传统特色，也在柬埔寨政治舞台之外——暹罗上演，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泰国控制的柬埔寨省份里更是如此。
处于社会顶端的柬埔寨国王，远离臣民。学者们认为这种距离对于一个亚洲国王是很正常的。他以一种无形的榜样力量统治他的王国，像阳光普照大地；国王扮演着功德和权力（这些被视为是可消耗的商品）监护人的角色，而功德和权力是他在通向王位的征途中积累起来的。有时候东南亚王权中纯粹的宗教或象征意义（像印度化文本中所传递出来的）被过分强调了。政治同宗教活动和宗教机构之间的界线既没有严格划分也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柬埔寨国王关心的不仅是自身的生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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