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奸臣传》中，有两位在南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马士英，一个是阮大铖。马士英是南明弘光政权得以建立的最大功臣和推手，但弘光政权却非当时在江南一呼百应的东林党所推崇的政权。原因是，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的父亲、福王朱常洵（明神宗、万历皇帝第三子，也是最喜爱的儿子，母为郑贵妃）正是在东林党的反对下，没能当上皇太子。东林党担心遭到报复，竭力反对朱由崧当皇帝，也因此，在弘光政权建立后，受到了马士英的打压，算是势不两立吧。而《明史》是以江南文人为主修纂的，基本上都是东林党的徒子徒孙，于是，马士英就被编进了《奸臣传》。阮大铖和马士英类似，他早先也算是东林党中的一员，后来却做了叛徒，依附于魏忠贤，所以，被东林党人所不齿。后来，南明弘光政权建立时，阮大铖又投靠马士英，协助马士英打压东林党，更是为东林党所深恨之。故而，阮大铖也作为马士英的主要助手，被编写进了《奸臣传》。把他们两个写进《明史·奸臣传》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作为南明灭亡的主要责任人存在，要背南明（《明史》因是清朝修纂，实际上是不承认南明政权的）灭亡的锅，没有奸臣，怎么会迅速亡国？起码，东林党人是不会背导致明朝、南明灭亡的黑锅的，哪怕他们至少对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有很大责任。至近代以来，为这两个人翻案的文章越来越多，并举出了很多证据证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明灭亡后，不是殉国就是隐居了。两个奸臣在亡国后，或即将亡国时的行为，超出了奸臣的范畴，变成了明朝的忠臣？特别是马士英，据说一直在坚持抗清运动，在大义上，比很多东林党人都要行得正。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更多考证。但其实从《明史·奸臣传》中，记载两人的死亡真相的段落中，大致也能看出些端倪。在《明史·奸臣传》的记载中，对他们的死因含糊其辞，每个人都记载了两种死法：明年，大兵巢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苏壮等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其中所谓的“野乘”就是野史记载，这段内容主要出自顾炎武编写的《明季三朝野史》。《明史》中大量采用明末清初时的江南文人攥写的文稿，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也曾参与修纂《明史》，所以，采用这段记载很正常。而不正常的是，《明史》是正史，正史一般对重要历史名人的生死，是需要一锤定音的，不管对错，需要有肯定的描述。可《明史·奸臣传》却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死亡原因作出了不肯定的描述，还要夹杂所谓的野史在其中。这或许就体现出了当时的江南文人们心中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能让奸臣殉国，不能让奸臣成为抗清义士。清军入关后，江南文人中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坚持抗清或主动殉国，如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等。但更多的是接受了清朝的怀柔政策（洪承畴主导），认可了清朝，并为其效力，如钱谦益、龚鼎孳等。可这跟他们一贯宣扬的忠君报国思想格格不入，气节上是大大的有亏，这也是后来有很多脸皮薄的江南文人在做了一段时间清朝的官后，又隐居的原因。不管是死心为清朝效力的，或先进后退出清朝官场隐居的，终归是做了贰臣，读书人的气节荡然无存。要是如马士英、阮大铖这样的奸臣都坚持抗清，或者坚持不仕清的事实宣扬出去，他们就更加没脸见人了。于是，江南文人的徒子徒孙们，在编纂《明史》时，对马士英、阮大铖的后期事例和死亡真相不能如实记载。但也不能用肯定的语气写出来，因为江南文风太盛，保不准哪个赞赏马士英、阮大铖行为的文人写有或留有记载部分历史真相的笔记，也保不准哪天会被翻出来。要是如此的话，编纂《明史》的人就会因此成为反面人物，这对以名为本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不能吹捧两位奸臣，也不能用肯定的语气写下或许有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论断，就只能写得模糊一些了。这大概就是《明史》中，对马士英和阮大铖这两个奸臣之死，采取不肯定描述的原因。正是因为《明史》中对马士英和阮大铖如何死亡的不肯定描述，让我比较倾向于相信，两个奸臣或是坚持抗清，或是殉国，或是隐居。反正，没有投降过。马士英和阮大铖是不是好人？从历史记载看，肯定不是。特别是阮大铖，绝对是个官场小人，江南文人把他们写进《奸臣传》肯定是有大把的奸臣行为根据的。既然坐实了是奸臣，那么，从生到死，都不能有超越奸臣范围的描述存在，不准殉国，不准抗清，不准隐居。他们的死不能太正义，要投降后再反叛，再被处死，有反复不忠的行为。或者要被抓后马上杀死，不允许有主动殉国的行为，这是个基本框架。对于马士英和阮大铖是否殉国？是否坚持抗清？是否真心坚持抗清？或许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也是被逼的。比如阮大铖，他跟马士英不同，从历史记载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忠贞之人。他或许也想为清朝效力，但不被允许。这两个人跟江南文人的恩怨太深，清朝要安抚江南文人圈，就不能接受让他们痛恨的马士英和阮大铖。马士英和阮大铖大概也知道，他们即使投降清朝，进入清朝的官场，也很有可能被江南文人集团给搞掉。所以，他们只能被逼着走跟大部分投降清朝的江南文人们不同的道路，坚持抗清求大义，或隐居求活路。至于是否如此？还是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目前也只能是猜测。正确与否？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在评论区留言探讨。参考文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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