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八载（），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这是他第一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当他途径敦煌时，受到敦煌太守的邀请，在此做一个短暂停留，并参加了太守举办的宴会。
这是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一路鞍马劳顿的岑参在这个边陲小镇得到放松，酒酣耳热之际，他写下一首《敦煌太守后庭歌》：“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这是歌舞升平的敦煌，也是繁荣富足的大唐。今天的我们，仍可以从千年前的壁画中，领略到大唐盛世的种种风采。
歌舞升平见证盛世繁华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重用贤能，从谏如流，整饬吏治，完备制度；同时休养生息，劝课农桑，积极发展经济，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由于修订了法律，减轻刑罚，反而促使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年全国只有29人判处死刑。百姓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史称“贞观之治”。
莫高窟窟正是开凿于这样一个理想时期。在窟中壁画乐舞图的画面中央灯楼下方留有明确的开窟纪年题记“贞观十六年（）岁秋”。此前两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代大将侯君集已率领大军平定了高昌叛乱，丝绸之路沿线较为平安。
窟是敦煌豪族翟氏家族所开凿的家窟，因此较为华丽壮观。壁中乐舞图表现的是东方药师琉璃净土世界，图中以音乐和舞蹈来供养药师佛。从这幅敦煌壁画最大的乐舞图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大唐歌舞的优美与精巧。
灯楼旁边的4位舞者动作各不相同，却都身披长长的飘带，与头发一起飞舞在半空中，显示出舞蹈者动作的激烈。她们仿佛正在场地中高速旋转，带动着飘带和头发飞舞起来。据中国舞蹈史专家考证，几位舞者所跳很可能是唐代颇为流行的胡旋舞。这种舞蹈由康居沿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很多大画家和大诗人都欣赏过，白居易就曾在《胡旋女》一诗中描绘舞蹈旋转之快——“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唐代也出现了许多善跳胡旋舞的名家，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自不必说，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物竟然是安禄山。一个体重超过两百斤的胖子，为了取悦君王，在小小的蒲团上飞速旋转、灵活起舞，令人忍俊不禁，但一想到日后唐王朝的种种劫难，又有些心生感慨。
胡旋舞值得注意的是，据史书记载，胡旋舞者在旋转时需要踩在一个两尺左右的圆球上，以安禄山的体型，如何能在小小的圆球上保持平衡，成为历史的谜团。直到莫高窟中乐舞图现世后，有学者考证了诸多唐代壁画的场景，推测史书或是误将“圆毯”记为“圆球”。
舞蹈有旋转之美，音乐自然也不落俗套。唐代乐队规模庞大，乐器种类繁多，除了中国传统民乐，还有很多传自西域的乐器，羯鼓便是其中之一。羯鼓在唐代乐队中地位较为特殊，到开元、天宝年间，羯鼓演奏者已经开始担任乐队指挥的作用。原因无他，自是因唐玄宗喜爱，据说他为了演奏羯鼓，还专门谱写了相应的乐章。
在画面右侧的乐队中，有一个类似琵琶的乐器——阮咸。阮咸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相传因魏晋名士阮籍的侄儿、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于弹奏而得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件以人名来命名的乐器。画面中的阮咸，因形似花朵而被命名为“花边五弦阮”。曾有人质疑花边五弦阮只是画家的艺术想象，现实中这样的乐器根本无法弹奏，但今人已经将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所有乐器加以仿制，事实证明，花边五弦阮完全可以胜任演出需要，由此也可看出唐朝音乐技艺的高超。
帝王图真假之辨
同样在窟中，还有一幅令人惊讶的壁画作品——帝王图。之所以说惊讶，是因为看过这幅图的人都发现该图与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的《历代帝王图》极其相似。
相隔千里的长安与敦煌，为何会出现画风如此相近的作品？这就要从唐朝的绘画风气说起。唐朝时画家与画匠分工并不明确，作画多是带有实用性和目的性，画家的自觉创作较少，因此长安城中著名画家的风格，很容易被各地画工争相模仿。阎立本及其父兄皆在朝廷供职，最有可能接触到皇帝，因此他所创作的帝王图无疑是当时最权威的摹本。
据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推测，贞观十六年（），阎立本已在朝为官，但还没有担任右相，闲暇时间应该较多，其《历代帝王图》正是在此之前所创作，然后被长安的画工传到敦煌。
有趣的是，关于这幅《历代帝王图》，还有一件学术公案。目前我们在波士顿博物馆所看到的《历代帝王图》其作者仍有争议，有学者说是阎立本真迹，但也有专家指出是后世画家的摹本，这种客观临摹的画作，已经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
△《历代帝王图》（局部）赵声良曾亲自前往波士顿观察过这幅画，全图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也就是说，现存画作至少有一段是后人临摹的，但也有可能两段其实都是后人的摹本。
这里便出现了两种改写历史的可能性。如果波士顿馆藏的《历代帝王图》是阎立本真迹，那么敦煌的帝王图创作年代稍晚，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如果波士顿馆藏《历代帝王图》是后人摹本，而且创作时间又在阎立本之后的几十年，那么敦煌的帝王图就成为目前存世最早的一幅帝王图。
无论是哪种情况，《历代帝王图》高度接近阎立本原作的风格，对于研究其创作艺术风格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敦煌的帝王图与《历代帝王图》，除了人物相貌和体态动作相似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皇帝的冕服。古代帝王服装上有所谓“十二章纹”，依《周礼》记载，分别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仔细观察敦煌帝王图的皇帝服饰，左右两肩位置各绘有一个圆圈，一侧圈内是三足乌，代表太阳；一侧是玉兔，代表月亮；此外服装上还有山岳和龙纹；前襟部分有很多花纹，为藻纹；衣服上白色小点形成的小花形，像粉米；在袖口位置上，依稀可辨“亚字形”，是为黻。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从这幅画中数出7种纹样，至于其余的纹样，可能因为刚好不在图中的服装位置，也可能因为年代久远模糊难辨。正是这种种细节的推敲与钻研，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来源：第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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