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提到魏晋时代，大家一定会想到“竹林七贤”，他们是魏晋时代的文化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在后人眼中由竹林七贤引起的竹林风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阮籍为主导的。阮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形象具有多重意义，这是他的本然性格和行为作风不一致而导致的。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儒学和玄学对峙下的阮籍之文化形象。
汉朝末年，儒学的权威被大大削弱，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肯定需要依靠儒家之礼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士人阶层中，儒学的倒塌带来的是个体普遍追求自由，这也是玄学兴起的原因之一。玄学理论在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人的发展下，完成了自身的统一和调节，逐渐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思想。但任何一种思想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南朝时期虽然玄学被立为官学，但是皇权需要儒学的巩固，这就造成了皇权专制与士族政治的矛盾，所以玄学作为士族阶级的文化武器，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与玄学的冲突和矛盾一直贯穿始终。
阮籍在其中扮演着重实践的旷达名士，居丧饮酒、散发箕踞、大声宣扬礼对于自身的无效无用，这些行为举止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直接引发了士人们的推崇效仿，于是乎阮籍就成为了推崇玄学者的偶像，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也成为了礼法之士的打击对象。总之，在儒学和玄学相对峙的局面中，阮籍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阮籍因其不凡的举止，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名声。他容貌瑰丽杰出，拥有着恢弘豪放的志气。他傲然万物，却又在万物之中自得其乐。他放纵性情、放荡不羁，从不让喜怒展露于外表之上。有时他关着房门专研书籍，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出门。有时他外出游玩，登高乐水一整天，忘记回来。
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尤其喜好老庄。他嗜好喝酒，善于弹琴，好不自在。有时候他也会得意忘形，放浪自己的形骸于外，留给旁人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如此种种，使得阮籍愈发地超凡脱俗，成为当时人们所看重的玄学名士。当然阮籍自身确实在玄学上深有修养，而且他很重实践，不仅脑子里想、嘴上说，还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符。正是阮籍的众多表现，使得后来的东晋人士都表达了自己对阮籍玄学人格的赞美，认为他卓英不群，能够在顽强的世俗抵抗下实现自全。而这也比较符合东晋名士在偏于安定的心态下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
有赞美就有恶毁，这点在阮籍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司马氏本身就出身儒家，而且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提倡儒学，所以尽管当时玄学盛行，但是儒家势力以然强大。对于阮籍如此的“特立独行”，以致众人效仿其所形成的浮夸虚妄之风气，一些名教之士无疑会站出来指责阮籍，认为以他为代表的玄学人士应该为这种不当风气的形成负责。再者，因为谈玄风气之重，西晋的一些名士一方面为了追求清誉，推崇玄学，另一方面又为了生计从政为官，这就发展了当官却不做事的风气，身在其位，却不谋其职，这无疑会带来深刻的社会危机，自然也让儒家人士深感担心。
点评：阮籍对于后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这也是其身上的矛盾所在。以阮籍为代表的这些名士散发箕踞、脱衣裸形是一种放达、纵性的行为，但演变到后世就会产生许多可笑，甚至是可耻的行为，这种行为尽然还成为了当时人人奉行的圭臬，这也是阮籍招致批判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当皇权与士大夫阶层存在强烈的冲突时，就会时不时地刮起放达之风，士人们都喜欢用这种放浪形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道的不满。
总结：阮籍的这些放浪行为虽然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他的正面意义。阮籍的种种任诞之举具有首开风气的意义，但是这种行为举止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地凭空产生，先秦以来“尚奇”的风尚就已经形成，而且这一风尚在崇尚个性的环境中更会得到广泛的接受，所以魏晋名士这些行为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思潮风尚的外在表现。而且放达的风气可以说是士族精神觉醒的必然，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历程，才能真正促使士族阶层内心个性的形成，而阮籍的偶像作用只不过加速了这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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