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期。政治上，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殊死相争；文化思想上，表现出“体道澹泊”的新趋向。
玄理入正始诗歌的背景
魏明帝死后，齐王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辅政，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后，曹魏政权轻而易举地被司马氏夺走。司马氏集团在夺取政权的同时，也摧毁了正始名士集团，何晏、邓飏、丁谧等都被诛戮，造成名士减半的局面，因此士人心中都压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阮籍、嵇康和何晏生活的年代相近，当两大政治集团进行交斗，他们都采取回避、观望的态度。
何晏为当时的清谈领袖，与他玄谈的有王弼、傅嘏、裴徽、管辂、邓飏、夏侯玄等人，他们广泛的谈论本末、有无、言意、才性诸命题，在清谈、谈玄、注玄、论玄中，他们对老、庄思想与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释。
如何晏的《道德二论》、《论语集解》；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夏侯玄的《本玄论》、《道德论》；阮籍的《易》、《老》二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等等。
可以看出谈玄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如《世说新语文学》“傅嘏善言虚胜”“何晏为吏部尚书”、“王弼弱冠诣裴徽”诸条也都是此一方面的记载。此时的士人对于玄学命题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有着高度的思辨性。与抒情的建安时期不同，一个充满哲思的时期。
《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这段话交代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与写作原因。体现出玄学家对超越的形上之境的追求。何晏被杀迅速结束了他的思考和对悲剧命运的体验。
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这段话从魏末晋初的大时代上把握了当时的文学派别，嵇康、阮籍在看到现实的不合理已经没有调整的可能性时，他们退回到自身，倾尽全部心力去探讨自我意识与本体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帮助自己排遣痛苦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宁静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的相异同时反映在他们的诗文中。
阮籍、嵇康的创作固未脱离“言志”、“抒情”的轨道，但以诗歌形式演绎、探究玄理已成为二人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离开了玄理，就很难说明其“遥深”与“清峻”，或者说阮旨之遥深与嵇志之清峻，一定程度上正是其玄理深刻的表现。
自由逍遥之玄思
高平陵事变之后，到了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时期，玄学已不再注重对本末有无的论证，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总的来讲，嵇康和阮籍玄学思想的落脚点是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倡导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
从阮籍、嵇康早期作品看，他们也曾怀抱儒家理想，躬行礼教。在二人后期作品我们再也看不到此类言辞，有的只是对名教的批判和对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阮籍、嵇康性格中虽然有愤世的一面，但他们并不愿做一个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和反对者，当名教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时，二人的济世情怀又转向了以“自然”启迪人心，使人摆脱世俗虚饰而回归性情之本真的新形态。于是，一种本之于老庄的全新的生命理想成为他们追求的对象。
理想的人生是冲决名教罗网，不受任何世俗制度、仪文规约的，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本质才能得到葆真。因为人的本性是寻求自由的。但现实的身体的自由毕竟是一种浅层面上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在于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超越现实人生，“游方之外”的心灵的自由翱翔。
要达到这一境界，就需要改变世俗的观照世界的态度，转而以道观物。物的善恶好丑，在道本无差别，“齐物”则可以泯绝万物之间的分界，无所取舍并且心无所适，不为物所累，最终与道为一，达到宇宙的终极，这便是道家追求的逍遥之游。
庄子是主张返归自然，泯灭自我的大师。他把物我一体，与道为一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与庄子一样，阮籍也在现实中追求自然的真实本性。
足以见嵇康对于恬静寡欲、超然自适的理想人生的追求在生活中已经体现出来，也已有名士风姿，虽然完全是自然面目，不加修饰，但也是无半点枯槁困顿的形态。
他以实际的行为诠释着玄学的诗意，也以闲适轻松的心态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弃智遗身”，也就是摒弃伦理智慧的蒙蔽，嵇康在自然山水中表现自己的理想生活：闲适，任性而为，不受名教伦理的约束；热爱自然，同时，诗人赋予自然以丰富的情感，表现了诗人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即向往自然的玄虚之趣，体现了艺术之审美的一面，这也是与其《声无哀乐论》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及其独特的艺术特质的精神是相通的。
“秣马华山”、“目送归鸿”、“乘风高逝”、“弹琴咏诗”、“悠游卒岁”在上述的诗歌中描写的形象也都被赋予了得道者的风采，带有玄学家在自然中寻求理性精神的色彩。而思想不能解释人生，至乐不能安顿哀乐，嵇康在现实人生中，他只能将心与道合，与自然融为一体，借悠闲自得、忽有所悟来忘却人生烦恼。
庄子对嵇康的影响之深。他对无所系累自由适意的宁静心境的向往和这种种对于自然本真的体认，无不来源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象俱空的境界。
诗中通篇言生死自然之理，并暗讽时人不加强自然修为，巧于机务，驰情车马，而不知道贫富、贵贱、生死、祸福，皆有自然之理，就像花有开必有落，人有盛必有衰一样，在这里，诗人把人人都关心的人生感悟完全以言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泯灭是非界限的人生观念又是追求一种超越现实，获得精神解脱的人生境界，使人们从精神上远离现实人生的苦难而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感。从而使阮籍的诗呈现出现实人生与宇宙人生双层次内涵的完美统一。
当生命现实中的痛苦和束缚不能承受、无法挣脱时，美好的神仙世界所营造出的那种精神上的自由逍遥，给诗人以无限的慰藉。嵇、阮二人对自由之逍遥境界的追求在他们的诗歌中以游仙主题表现尤为突出。
诗人常常将虚幻的神仙世界描写异常美好与建安时期的游仙意识中渗透着浓重的功业思想，在抒情情调上包孕着强烈的现实人生价值追求的进取精神不同，嵇、阮带我们走进的是一种清逸幽远，高不可及的逍遥自在、悠然自得、生命长久、畅快愉悦的无忧无虑的神仙世界。
阮籍并不将任何凡间俗物移入理想境界中，他所钟情的弹琴、饮酒、吟诗，也要一并舍弃。在现实中，他常常感叹孤独无助，而他寄意于仙境，同样独来独往，不求结交知己。他缺乏对理想境界笃信的热忱，时常感到它的渺不可追。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获得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和自由。
飞鸟意象之玄理
在正始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也当属“飞鸟”意象。在正始诗歌的意象群中，飞鸟意象不仅鲜明突出，而且数量相当之多，以致形成了正始诗歌的一个十分显著的艺术特征。飞鸟是自由的象征，也是苦闷的象征，它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正好适应了魏晋时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状况。正始诗歌中的形象塑造也明显受到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表现。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鸿雁不仅展现一颗渴望精神自由的心灵，更是一种神与物游，超然玄远的境界。
逃避现实、远祸全身，是正始名士的普遍心态。于是，能在天宇间自由翱翔的飞鸟，便成为人们借以超脱尘世的象征物。嵇康、阮籍诗歌中的飞鸟意象，无不寄托着诗人的现实之感情。
嵇康诗中的飞鸟意象本身已经实现了主客相依，物我交融，展示了对大自然的傲视和对人世的超越。他追求超越时世俗群的至上境界，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原型，由此形成的诗人的心性变化就表现出强烈的虚幻性和缥渺性。这样，呈现在诗中的用以自况的莺鹏雁鸿及鸳鸯等意象不仅在现实中稀奇罕见，它们的飞翔姿态与伴随物景也多由诗人想象而得。
除了鸳鸯相依双飞、单行孤鸣曾实有其景，其他如凤凰沐朝露，振羽仪，戏云中，托昆仑，都犹如《庄子逍遥游》中的昆鹏展翅九万里，富于浓烈的神话色彩。诗人的这些表达基本都是他驰骋主观想象而得的幽幻场景，或者说是完全由主体心灵外射而衍化出的宇宙外之境象。嵇康的这类诗，景物画面比较恍惚朦胧，但以哲理、情感联系的意象组合，表达了诗人志气高迈，鄙视世俗的情怀和追求自由解脱的愿望，也表达了他在茫茫的历史时空中对宇宙人生的思索。
结语
正始时期，诗歌总的趋势还是继承“建安风骨”，着力表现诗人的主观感情，发挥诗歌的抒情特点。既有表现诗人适意、逍遥、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方面，也有对宇宙无限、人生短暂的体认。玄学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影响诗坛，但此时的诗歌往往是玄理与忧生之嗟交织在一起，倾注着作者的情感，诗歌情思深沉委婉，而此时玄意溶于诗中，由此造就出一种新的艺术风貌与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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