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拒题太极殿榜”
论王献之与谢安的关系
■彭庆阳
唐窦臮《述书赋》以“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来称述东晋书门之盛。其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作为两大文化世族，渊源颇深。本文从《世说新语》中所载“王献之拒题太极殿榜”故事说起，以探析王献之与谢安的关系。由于《世说新语》“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相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宗白华《美学散步》）。所以，《世说新语》作为研究王献之与谢安关系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世说新语·方正》载：
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
晋太元三年（年），建康城大规模修建新宫殿，作为改造的重点工程，太极殿建成后，当时的宰相谢安想让王献之为太极殿主殿题写匾额。“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唐张怀瓘《书断》），谢安为何把这一无上光荣、足可流芳百世的政治任务交给王献之呢？
一、谢安使王献之为太极殿题榜的原由
（一）与王献之父亲王羲之为志趣相投的朋友
一是朋友关系。谢安在“东山再起”之前，寄寓会稽东山，与王羲之、许洵、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晋书》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之。”这“名士”之中就有王羲之，谢、王二人经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他们交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永和九年（年）三月初三“上巳节”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的兰亭修禊，就是这次雅集，王羲之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兰亭集序》，为中国文学史、书法史平添一段佳话。
二是同僚关系。谢、王二人虽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士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规劝谢安要“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既是良友箴言，也是对国家社稷的关心。
三是师生关系。唐张怀瓘《书断》称：“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草内所瞻。”“学草、正于右军。”正是谢、王的交游，使谢安更深入了解王羲之的为人为艺而以其为师，从而带动谢、王两大家族的书法文化互动，促进家族书法精神的交流与融合，如参加兰亭雅集活动的名士中，以琅琊王氏人最多，其次就是陈郡谢氏。
四是姻亲关系。谢安长兄谢奕之女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次子王凝之，王洽（王羲之堂弟）之子王珣娶谢安侄女为妻，王珣之弟王珉娶谢安之女为妻，王、谢两家可谓秦晋之好。《世说新语·贤媛》云：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王羲之妻子郗夫人对她的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到谢安、谢万兄弟来访，是盛情款待；而见到你们来，平平淡淡罢了，你们可以不必再来了。”若从姻亲关系上讲，郗氏于王家而言是要重于谢氏的，然而王家却厚此薄彼，难怪郗夫人忿忿不平。因此可知，相比郗家而言，谢安对王家更有影响力。
正是基于朋友、同僚、师生、姻亲等各种原因，谢安与王羲之的关系非同一般。谢安出于对故人的怀念和对其后人的提携，使王献之来题写太极殿主殿匾额，在情理之中。
（二）谢安出于对王献之的赏识及对其书法的推崇
唐李嗣真《书后品》说：“谢安石谓公当胜右军，诚有害名教，亦非徒语耳。”“公当胜右军”之言，可见谢安对王献之书法赞誉有加，并认为他的书法不逊其父，甚至已胜过其父。但从唐李嗣真的评价来看，他认为谢安的评价是“诚有害名教”，对王献之是有负面影响的。以谢安处事公允明断的品质、知人解书的能力，以及二王书法的流传、影响来看，其“公当胜右军”的评价并非过誉，应颇中肯。
在众多史料记载中，总以为“谢安不重子敬”，实际是这样吗？试以王献之“自称胜父”和谢安“轻子敬书”这两则流传较广的故事来解读。
1.关于王献之“自称胜父”的辨析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云：
谢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固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王献之自称胜父有着不同评价。唐孙过庭《书谱》对此也有记载，并对王献之反驳谢安的话语非常不满，认为他“固当胜”实在过分。继而从曾参不入“胜母里”这个地方以及“假托神仙传书”“改父题壁字”两个传说，从伦理道德和书法艺术两方面斥责王献之，贬低其人品、书品，并认为“子敬不及逸少”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公允的，“说明孙氏的历史局限性，明显受唐太宗喜好王羲之书法而贬低王献之书法的影响”（洪亮《孙过庭〈书谱〉解析与图文互证》）。其实，孙过庭在《书谱》中也是认可“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的，而后又揪着“子敬之不及逸少”的观点不放，实在是没有必要。王献之与其父能并称二王，可见其父子的书法艺术应是各有千秋，袁昂《古今书评》认为“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较中肯。
谢安 中郎帖
对于王献之自称胜父这段史料，很多书法史论及文献均有载，却又互有出入，甚至天差地别，如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唐孙过庭《书谱》中王献之自称书法“固当胜”；在唐张怀瓘《书断》、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王献之回答则为“固当不同”；在唐许嵩《建康实录》里则又成了“故（同“固”）当不如”。“固当胜”（本来就胜过）、“固当不同”（本来就不相同）、“故当不如”（本来就比不上），各种不同的回答，究竟哪种更接近真实呢？应该是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固当不同”说，一是因为在目前关于这段史料记载中，当属《世说新语》最接近那个时代，刘氏的记述也最为可信。二是距晋不远的宋明帝在《文章志》中写道：
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从中可知王氏父子二人都不认为逊于对方，也未言胜过对方，故“莫能判”，即“固当不同”。
2．关于谢安“轻子敬书”的辨析
从南朝宋虞龢《论书表》、南朝齐王僧虔《论书》，到唐孙过庭《书谱》、唐张怀瓘《书断》等古代书论中，皆记载了关于谢安“轻子敬书”的故事：
谢安善书，不重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后答之。（虞龢《论书表》）
谢安亦能入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王僧虔《论书》）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孙过庭《书谱》）
谢安殊自矜重，而轻子敬书。尝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子敬或作佳书与之，谓必珍录，乃题后答之，亦以为恨。（唐张怀瓘《书断》）
对比几段材料，几乎没有本质差别，皆是说谢安善书并很矜庄自重，而对王献之的书法却不以为然。王献之写了很漂亮的字给他并以为他会珍藏，但谢安总是在其背面写字回复或“有时裂作校纸”，王献之心生怨恨。
谢安确实很善书，张怀瓘《书断》中将其楷书、草书皆列为妙品，他不只是善书，更精通书法鉴赏，其好友王羲之曾称其“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者尤难”。既然谢安是“解书”之人，且对王献之有知遇之恩，何止于如此贬低王献之呢？令人费解。清包世臣在《〈书谱〉辨误》中就发出这样的疑问：“谢安长于大令二十四岁，大令始仕，系为安卫军长史。太元中建太极殿，安欲大令书其榜为百世光，卒以难言而不敢逼，是其极重大令，又焉得不存录大令佳书，题后答之之事？况安为大令父执，己又系其故隶，即不存录其书，又何至深恨耶？”由包氏之言可知，就算谢安“题后答之”“有时裂作校纸”等确实存在，也不能说他“轻子敬书”。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皇帝对大臣的上表都能“题后答之”，那么谢安“题后答之”的做法也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轻子敬书”。关于“裂作校纸”只是“有时”，或许谢安看到王献之“佳书”后，有时自惭形秽、自叹不如而心生烦躁、郁闷地将王书“裂作校纸”，这也不难理解。另外，关于王献之“甚以为恨”，未必一定理解为恼恨，毕竟“恨”也可作“遗憾、后悔”解。这样，王献之认为谢安不收藏他的书信，甚以为遗憾，这于自信爆棚的王献之而言，也是说得通的。
谢安帖
二、王献之拒题太极殿榜的来龙去脉
（一）关于王献之拒题殿榜各种说法的辨析
汉、魏至中唐，是门阀政治时代，又犹以东晋为最。为太极殿题榜是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任务，自是要从当时高门子弟中挑选书法高手来完成。作为中国历史上有雅量、有胆识的大政治家，谢安提名王献之题写太极殿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符合当时社会背景和晋室利益的。可面对谢安的美意及这流芳百世的机会，王献之为何“有不平色”并拒绝呢？于此，后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说法：
1.王献之的“自藏其短”
清阮元《北碑南帖论》云：
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
阮元认为题榜宜用篆、隶书，特别是隶书，而王献之却“不习篆、隶”，故无法完成题写太极殿的任务，而以韦仲题榜之事为借口推脱掉，这是“自藏其短”。真是如此吗？
首先，阮氏说“宫殿之榜亦宜篆、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此可视为题榜宜篆书。汉末的梁鹄是一位隶书大家，其隶书用笔能“尽其势”，深得曹操喜好常“悬着帐中”，且能写大字，故“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荥阳陈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晋宫、观、城门，皆畅书也”“飞白本是宫殿题八分之轻者”（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这些可视为题榜宜隶书。其实，前文所提到的“韦诞题榜”，所用的书体非篆非隶，乃是楷书，因为韦诞“善楷书，汉、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写”。题榜之后“乃诫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以上可知，篆、隶、楷书都是适宜题“宫殿之榜”的。
其次，阮氏说“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是不准确的，王献之是善“隶”的，只是没有隶书作品传世，没看到不等于不存在。史料载，“子敬飞白大有意”“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唐张怀瓘《书断》）。因此，阮氏说王献之因为“不习篆、隶”而拒绝题榜，是“自藏其短”之说是不成立的。
2.王献之认为题榜亵渎书法的高雅
阮元《北碑南帖论》说：“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中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王献之曾“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欣着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及带”（唐张怀瓘《书断》）。王献之见白垩壁、白练裙技痒而书，不但不受世俗非议反而传为艺林佳话。那么，殿堂题榜又怎么能亵渎书法的高雅？
王献之《鄱阳帖》
（二）王献之拒题太极殿榜的真正原因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王献之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身上自有“魏晋风度”。《世说新语·品藻》云：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长卿慢世”是指司马相如玩世不恭，越礼自放，这也应是王献之真实性情的写照。当时这些高门士族子弟往往不拘礼法、傲慢自放，并一直能被大多数世人接受并尊重。即使像谢安这样的权贵和名士也见多不怪，给予理解，所以当王献之以“韦诞题榜”为由而拒绝为太极殿题榜时，谢安也“以为名言”。《世说新语·简傲》云：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着门外，恰然不屑。
王献之的高迈风流在这里表现出近乎贵族子弟特有的傲慢无礼，这和“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不无关系（宗白华《美学散步》）。王献之本性潇洒，但为人高傲率真却和当时贵族能严守门阀的风气不无关系，所以他能率性地用扫帚在新泥垩壁上刷大字，也能在羊欣的白绢裙上挥草书，彰显其清新脱俗、高迈风流的名士风韵。然而面对“谢送版使王题之”，却愤然道：“可掷着门外。”要说谢安也是东晋的书法名家，其地位、年辈都高于王献之，然而却被他拒之门外。这并非王献之目无谢安，而是他傲视名教和礼法，对所谓政治上的留名及皇室的“命题作业”不屑一顾，甚至反感。由此，他忆及韦诞题陵云阁故事，想使自己为太极殿题榜，认为是侮辱了自己，故坚不肯题。拒绝题榜也可以说是王献之“不交非类”的表现，以显示高门子弟的优越感。《世说新语·忿狷》云：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谢安向来就很欣赏王献之，但王献之前往拜访谢安的言行举止，让谢安觉得他有些“装”。虽然其清高特立，但过分矜持拘执，损害了自然天成的本质。故而表现在其书法中，也给人以“性甚整峻”之感，这与王献之当时的社会身份相一致的。谢安说王献之太做作，似乎在另则故事中更为明显，《世说新语·雅量》云：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面对火情，王献之不异于平常，有着出人意表的恬淡之风，其神态安然、淡定从容在今人看来实在是矫情镇物、强自作达的表现，其实是王献之临危不惧、自信高傲、雅正不俗的性情流露，这在当时被视为名士风范的重要品性——雅量来看待。
王献之《廿九日帖》
三、结语
在太极殿题榜这件事中，谢安面对既是下级又是晚辈王献之的拒绝，他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对其解释“以为名言”，可见谢安胸怀宽广、气度恢弘，且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雅量。而王献之所表现出来的不屑、不悦，让人感觉到他对谢安的轻慢失礼，但实际上他对谢安是非常推崇和爱戴。《世说新语·赏誉》云：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潇）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谢安对自己尽提携栽培之恩，王献之亦投桃报李，当面称赞谢安“萧（潇）洒”，而谢安也深知王献之之意，故曰：“君道身最得。”可见二人相互理解、情谊笃深。为了报答谢安的知遇之恩，王献之有过惊人之举，就是在谢安逝世“赠礼有异同之议”时上疏孝武帝，申诉谢安之忠勋，促使孝武帝“加安殊礼”，葬仪赠礼“依大司马桓温故事”。
王献之拒题太极殿榜是出于性情使然，也是一种独特的为人处世，这和他的书法一样，或许不是尽善尽美。然而，他以独特的性情、杰出的才华，在父亲王羲之以及谢安等前辈的帮助支持下，开启了新的书风，后世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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